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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联系”过了，团领导回信要我安心在街政府工作。我心里明白，跟考大学一样，还是“政治”在作崇。

又一次是泉州地质局派人来本县，要招收一批学徒去当化验员，这可是我喜欢干的工作。我找到招工人员，自我一介绍，他立即表示欢迎，拿出表格让我填写，说是只要去街政府盖个公章，表示同意，他马上就可以招收。但是出于同样原因，我得不到盖章证明，也就当不了学徒。

我不死心，又到县工业局去打听，好容易觅到一份工作，说定了只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就可以进去。我找支书说明来意。想不到这次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证明信”，表明我政治上是清白的。我高兴极了，以为从此要结束流浪者的生活。这张“证明信”简直就是“生命线”，有了它我就可以复活了。

当我兴高彩烈再次跑进县工业局，原先答应我的那位负责同志，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递过去的“证明信”就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不明白这“研究”的真正含义。原来当我前脚跨出街政府的大门，党支书就抢在前头给工业局打电话，说明我的情况，表示那张“证明信”不算数。这些还是支书后来向别人传授他的“工作方法”时，披露出来，别人又转告于我，要我“放聪明点”，我才恍然大悟。

对此我不敢抗争，也无从抗争，他们从来不明着说。支书的态度，我也摸不透。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确实有“问题”，他不能给我“证明”。还是因为上面有暗示，他不敢给我“证明”。或者是在当时，就因为我没有在金钱物质方面，对他有所表示，而故意不给我“证明”？

更可怕的是，我连当个临时工也不行了。夏粮收购季节，我到粮食收购站打短工。才干几天，城关公安派出所去那里检查治安工作。当晚，负责人就把我辞退了，同时出来的另一位据说是“坏分子”。

显然，我已经成了一名不公开宣布的“四类分子”，所谓“内专对象”，失去一切权利，不光大学进不去，招工不允许，连求生糊口的路也被堵死。

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甚至是必要的。就象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有权随意杀戳奴隶一样，这是他的权限，即使错杀了，也不会怪罪奴隶主，因为奴隶本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时的“四类分子”跟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最底层的贱民，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也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对那些人，人民就是奴隶主，他们是专政对象，还想翻天吗？”道理看似简单，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我们的*社会果真需要这样吗？（待续）

七、人生挣扎——为了理想（5）

我不敢再往下想，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这些。他们又好心好意替我找到一个代课教师的工作，同样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才能进去。这在当时就如同要有一张奴隶的“解放证书”，没有它，谁也不敢要。

我实在没有信心和勇气，也不愿再去找刺激和烦恼。妈妈不知情，一再摧迫。李校长也亲自来动员。我只好实话告诉李校长，我是个被开除团籍的，街政府可能不给我“证明”。李校长却说：“这有什么，非常时期，动不动就开除党籍、团籍，多着呢！再说，这并没有比没有入团的人更坏。教师中有不少人还不是团员呢！改了就好。”

李校长亲自去找支书。支书却反要他到县文教科打一张“需要人的证明”，这明显是故意刁难。李校长没有灰心，果真打来一张这样的证明给支书。支书无话可说，答应“明天”就办。

“明天”我准时去找他。他开始推三托四，要我再等“明天”。可是到了“明天”，又是“明天”。恐怕这个“明天”是永远不会完的。我也不依不饶，就天天都去找他，听他再说“明天”。有时他会对我说：“你急什么，过几天我会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当小学教师有什么意思。”他的话我已经不再相信，等一个“明天”这样难，等“过几天”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呢！

后来李校长作主为我担保，让我先到学校去准备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