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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街长叫我去她家里填写居民粮食统计表。到了中午，便留我吃午饭。我说什么也不肯，因为当时每人的口粮是定量的，我怎么可以吃别人的份额。后来他们说，这些都是“公家的，没关系”。我很诧异，哪来的“公家粮”、“公家款”。一打听，才知道是上级拨给民工的补贴粮和补助款，被基层干部截留了，或者说剋扣了。街道干部常会以“替公家办事”为由，毫不脸红地享用它们。在物质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能吃到一顿“公家饭”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即便是“觉悟高的无产者”也一样高兴。所靠的是手中的权利，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只有百姓始终“无知”。制度上这种劣习，可谓源远流长。但反过来说，那些“替公家办事的”大多是义务的，特殊一点，又是情理之中。只是除了“替公家办事的”，几位熟人，包括干部家属也大大方方地享受起来，就有点说不通了。当时我一吃完饭就赶紧离开，心里总感到有点不应该，这玷污了我“替公家办事”的美好愿望。

其他“落取生”看到我在街政府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便在背后冷言冷语地嘲讽，跟我疏远了。他们不理解我，把我看成是一个投机分子，或者是他们对我的作为有点忌妒了。我不想解释，离开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路，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选择。生活也必须在你需要的时候，才会过得心甘情愿。（待续）　。　想看书来

五、人生摧残——遭遇“开除”（3）

那时我每天都到街政府去，心里感到充实了许多。跟街长和其他干部接触的机会也多了，我从他们身上逐渐学到不少课本上从来没有读过的知识，受到深刻的教育。

有一天上级拨给一笔救济款和一批救济物资。几个听到消息的居民争着要，有的登门诉苦、有的托人说情。可是街长一概不理，她对我们说：“这些人中有不少人过去生活不错，现在稍有点不如就叫苦。象王素英，解放前不务正业，靠歪门邪道过日子，解放后政府不许她再干。她又不愿参加劳动，自食其力。这次吵得最凶，却最不该给她。”相反地，街长亲自把救济品送到一户贫民家里。她说：“这些在解放前过着苦日子的人，现在都有一定程度的翻身，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足，但相比之下，还是困难的，这种人我们还是应该救济。”

多么鲜明的工作态度。我沉思良久，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恐怕就不会这样顺利，这样合情合理。

还有一次是开群众大会动员捐献废铜铁，支援国家建设。结果群众议论纷纷，会后许多意见汇集到街长那里。只见她不慌不忙地分析说：“群众有意见，说明我们工作没做好，光知道伸手向大家要废铜铁，没有把意义讲明白，这只能怪我们自己。要想办法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自愿把废铜废铁捐出来。至于张铁头公开跳出来反对，说我们跟国民党一样，这是别有用心的。他过去是恶霸张瑞山的狗腿子，历次运动都发泄不满，这次一定要狠狠教训他。陈东海谩骂干部，要调查一下，背后是不是有坏人在挑唆。解放前他是个苦大仇深的贫民，他会跟着共产党走的。”

街长显然是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现在看不一定客观。当时我却觉得对我的启发和帮助，比我在考试中得一百分要有用得多，它不同于政治课本的说教，也不同于校长在大会上的灌输，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教育。

街长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只在扫盲班里毕了业。她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令我佩服。我想是因为她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对工作、事业的热爱，才使她变得如此能干。

看到这样的人，我又增强了信心和希望，感到活着是有意义的，平凡的工作也可以锻炼一个人，可以学到自己所没有的知识。“落取”后那种无聊颓唐的生活不再出现了，我开始愉快地走进另一种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