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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泽东选集》卷1，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

［38］《凤洲杂编》卷1，第1页，见《纪录汇编》。

［39］《绥寇纪略》卷3，第53页。

［40］［41］同上，卷10，第215页。

［42］同上，卷2，第45页。

［43］《国榷》卷100，第6026—6027页。

［44］《再生纪略》，第13页。

［45］《北归纪》，第14页。

［46］蒋祖缘：《李自成与朱由检争夺天命的斗争》，《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

［47］参见拙作《明末农战史杂识》第二节《“边调曲儿”辨》，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48］《罪惟录》帝纪卷17。

［4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第28页。

论明末农民战争与清初反君权思潮

明代是极端专制主义的君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作为皇权大肆膨胀的一个标志，是皇帝被进一步神化，所谓“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1］差不多至迟在明朝后期，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权为核心的“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在千家万户供奉起来。［2］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存在，必然会产生与它相对立的思想。明代中叶，承平日久，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统治阶级的消费幅度越来越大，明武宗之流穷奢极欲，就不能不在思想界激起怀疑、批判君权的火花。当然，人们慑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这种对君权的怀疑、批判，只能用历史批判的形式出现，而不可能对当朝皇帝进行直接的批判。例如，万历中期的谢肇淛，尽管他也曾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我朝若二祖之神圣，创守兼资，而纪纲法度已远过前代矣。仁宗之宽厚，宣宗之精勤，孝宗之纯一，世宗之英锐，穆宗之恭俭，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二主尤极仁圣，真所谓圣贤之君六七作者，固宜国祚之悠久无疆也”。［3］但是，这一长串的溢美之词，不过是障眼法，或者说是为否定君权而披上的外衣。正是在这一大段为本朝皇帝唱赞歌的文字前面，谢肇淛痛快淋漓地写道：“三代以下为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建武之政，近于操切；贞观之治，末稍不终……盖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辅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汉则昭、宣、明、章，唐则玄、宪、宣、武，宋则太祖、太宗、孝宗，其拨乱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约贤圣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资，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纵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乱乎？”［4］这里，谢肇淛把“三代以下”的皇帝大部分都否定了，指出他们当中连“中上之资”也“十不得一”，绝大部分都是庸庸碌碌、放纵浪荡之辈。这就揭开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假面具，戳穿了皇帝是神的神话。类似谢肇淛这样的批判君权的思想，一直流波不息。清初雍正皇帝曾愤愤然地说：“昔明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壸。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惑人观听。”［5］这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中叶后思想界否定君权的动向。但是，这种批判君权的思想，在明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下，毕竟没有能够形成一股强劲的思潮。没有封建秩序的大动荡，就不可能有新思潮。只有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根封建主义的绳索遭受沉重打击而出现松动后，批判君权的思潮才可能形成。轰轰烈烈、势如狂飙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明末农民战争的风暴，正是起了松动这“四根绳索”的伟大作用。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明末农民军，不仅焚毁了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凤阳皇陵，杀了所谓“天潢贵胄”——藩王世子，甚至在攻克洛阳后，逮捕了福王朱常洵，“荐王于俎，酌其血杂鹿醢尝之，曰此福禄酒也”。［6］直到进军北京，攻入紫禁城，迫使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悬尸煤山。同时，农民军由弱变强，节节胜利的过程，也是君权的腐朽、暴戾进一步暴露的过程。即以朱由检而论，性多疑忌，刚愎自用，锄去客氏、魏忠贤后，却继续重用阉人，让宦官监军，动辄大兴诏狱，革除、杀害大臣，17年间，竟像走马灯似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