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3/4 页)

光、游鱼、水声等，构成了统一和谐的艺术整体。园林好，江南尤瑰宝。明代江南，人文荟萃，文化繁荣，冠于海内。有这样高水平的文化素养，才会出现这样高水平的园林。明末吴县人计成撰有《园冶》一书，这是至今仍蜚声中外的园林史上的经典著作；而计成在少年时代，便以善画名闻乡里，并最爱古代画家关同、荆浩的笔意，他的诗作也颇具功力。惟其如此，他才能成为造园专家，并写出《园冶》这部名著。

※虹※桥※书※吧※。

第60节：论明代江南园林（4）

（二）商品化色彩

园林乃风花雪月之地，筑园者享林泉之福的憩休之所，园中所植，主要是花草，除供主人、客人观赏外，不投放市场。但明中叶后，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江南的某些园林，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种植经济作物，甚至养鹅鸭，畜鱼数万头，有的产品还投放市场。如上海豫园，即种有西瓜、枣、桃、柿、樱桃、桔、李、梅、香橼等，池内养了不少鱼，部分产品至市场出售，这在豫园主人潘允端的稿本《玉华堂日记》中，有清楚的记载。又如祁氏豳圃，在“让鸥池之南，有余地焉……以五之三种桑，其二种梨橘桃李杏栗之属……于树下栽紫茄、白豆、甘瓜、罂粟。又从海外得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收得薯一二车，以代粒，足果百人腹”。［36］又如晚明绍兴的快园，“园在龙山后麓……开门见山，开牖见水，前有园，地皆沃壤，高畦多植果木。公旦在日，笋橘梅杏，梨楂菘蓏，闭门成市，池广十亩，豢鱼鱼肥。有桑百株，桃李数十树，收其直，日可得耘老一叉钱。春时煮箨龙以解馋，培木奴以佐绢，相时度地，井井有条”。［37］万历时震泽镇西三里许的桃花园，“有桃园十亩，中坎小池，外环幽竹，春时花光灿照两岸……风流胜地，足继名贤”。［38］水蜜桃，明末“独上海有之，而顾尚书西园所出尤佳，其味不亚于生荔枝”。［39］明末常熟瞿式耜的东皋园，“中有池数亩，畜鱼万头……鱼之大者，长至四五尺。每岁春秋二时，辄以空心馒头投之池中，鱼竞吞之，有跃起如人立者，于是置酒池上，招客观之，谓之赏鱼”。至清初，瞿式耜抗清失败，在桂林殉国后，家道中落，“遂大集渔人，为竭泽之举，所获鱼不下千石，吴中鱼价为之顿减”。［40］虽然这些鱼投入市场是在清初，而不是在明代，但于此也不难想见明末瞿氏东皋园中养鱼的规模。凡此种种都表明，明代江南的一些园林出现了生产化的苗头，园中的部分产品成了商品。尽管在江南园林中，这种生产化、商品化的倾向毕竟是次要的、微弱的，但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三）园与庄的结合

这也可称为村庄园林化，或园林村庄化。苏州的东庄便是典型。该庄原为吴孟融所建，内有十景，其孙吴奕又增建看云、临者二亭。李东阳畅游此庄后，详细地记下了亦庄亦园的动人景象。

苏之地多水，葑门之内，吴翁之东庄在焉。菱濛汇其东西溪带，其西两港旁达，皆可舟而至也。由橙桥而入，则为稻畦，折而南，为桑园，又西为果园，又南为菜园，又东为振衣台，又南西为折桂桥。由艇子浜而入，则东为麦丘，由荷花湾入，则为竹田，区分络贯，其广六十亩，而作堂其中，曰“续古之堂”，庵曰“拙修之庵”，轩曰“耕息之轩”。又作亭于南池，曰“知乐之亭”，亭成而庄之事始备，总名之曰东庄，因自号曰东庄翁……岁拓时葺，谨其封浚，课其耕艺，而时作息焉。［41］

显然，东庄不仅是风景如画的园林，也是种稻麦、竹园、桑园、果园、菜园、藕塘齐备的田庄；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前述园林生产化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东庄历时甚久，而且地处闹市，影响深远。当时的一些诗人、画家，经常在东庄流连忘返，写下了赞誉此庄的优美诗句。如刘大夏诗：“吴下园林赛洛阳，百年今独见东庄。”李士实诗：“小庄随意作经营，园漫分蔬地漫耕。流水声中看杖倚，人家丛里有舟行。市廛咫尺疑无路，林壑分明不出城。”沈周诗：“东庄水木有清辉，地静人间与世违。瓜圃熟时供路渴，稻畦熟后问邻饥。”［42］这些诗句，如实地记录了东庄的良辰美景，田园风光。明末祁氏的丰庄，也是庄园结合的产物。祁彪佳曾作过说明：“庄与园，似丽之而非也。既园矣，何以庄为？予筑之为治生处也。”［43］宣德年间的乐圃，杜琼所建，内有十景之盛，其实也是一座园林化的村庄。时人曾有诗纪曰：“桃花来林馆，宛似武陵溪。醉后抛书枕，梦回闻鸟啼。水光孤墅外，山色小桥西。”“影云连榻，杨花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