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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件事：“吉水有巨室，依险自堡，邑令乘间执之，以叛闻，公察其伪，谕令输租而遣之。”［34］这正是清政府运用政治权力迫使某些共同体解体的明证。

◇欢◇迎◇访◇问◇BOOK。◇

第35节：“拟桃源”解（3）

历史的进程是辩证发展的过程。明清之际氏族公社残余的回光返照，其出现的重要前提，是由于农民战争的爆发；但它一旦出现后，就不能不通过各种渠道，给农民战争本身带来影响。农民军与氏族公社残余共同体的交往，以及从这类共同体中投奔农民军者对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宣扬，都必然把共同体中原始共产主义气息带到农民军中来，从而进一步加深农民军的平均主义色彩。这是明末农民运动能够提出比过去历次农民运动更强烈、鲜明的平均主义口号的重要因素。

明、清之际氏族公社残余的骤然活跃，给文学、史学都深深地打上烙印。在清初的诗歌中，赞颂“桃花源”者屡见不鲜，《聊斋》中也描写了一些披着鬼神外衣的“桃花源”式传奇故事；它的现实依据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明、清之际氏族公社共同体的客观存在。这类文学作品具有比较强烈的民主主义色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同样的，史学领域在氏族公社残余微光的返照下，也出现了某种新气象。清初史家谈迁，曾记载了明末一个道家式共同体的故事。兹摘抄如下：

崇祯甲申春三月，长安失守。户部郎中孟津陈惟芝（庚辰进士）司饷永平，挈家以海舡南奔。甫出港，飓风大作……抵暮折入一岛，隐隐见灯。亟口舟入，毋惊岸上人也。夜分复闻机杼声，乃稍安。质明，以二三苍头登访。遇子女数辈，俱妍晳，长襦广袖，满插山花，见客而避，忽失之，意其仙也。行里许，稍进平畴，望牛羊在牧，鸡犬相闻，环居数百家。方田作，讯之，则导至家。有叟出揖，布袍芒履，大冠若箕。……叟曰：吾居此百年，绝外事，渔舟间一至。……妇人不黛而妍，无禽鸟马驴，衣俱木棉，其布纤润胜于纨绮。设食洁甘而无酒。久之，舟人思归，谓乘风四五日可达永平也。别以望后一日，赠叟百金，笑却之，曰：“山中无需此也。”赠以粟，曰：“吾田自沃。”陈氏内子赠其妇女珠翠衣钿之属，皆不受，仅受帛衣若干。岛人群送。既扬帆，犹登海山远望云。陈再宿返永平，恍然自失者累日。［35］

这样的史学作品，较诸若干陈腐不堪的史书，读来真使人如见空谷幽兰，心旷神怡，冬烘气息，为之一扫。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的开头上来。温州徐氏建立的山寨，显然是一种儒家式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与当年的“桃花源”一样，不过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古老的氏族公社残余的蓓蕾再次短暂地绽出它的花瓣而已。存在决定意识。当年的“桃花源”，自有其现实依据；徐氏的儒家共同体的建立，也是明、清之际特殊社会条件的产物，并不是徐氏庸人自扰，异想天开，故意去“拟桃源”。生活在300年前的黄宗羲，受时代的限制，当然不可能认识这些道理，以致对“桃源”、徐氏之举作了错误的诠释、理解。这是毫不奇怪的。只有“四人帮”的狗屁史学才会数典忘祖，动辄苛求古人。

附识：

清初有人把“毛葫芦”解释为毛、胡、庐三姓。康熙《信阳州志》卷35，“人物”谓：“王延世，字思延，号乔峰……年十八以祖职袭指挥使，十九中本省武举第三名，本卫掌印，升嵩县守备。时陆浑山中有毛、胡、庐三姓倡乱，延世率兵剿之，躬诣贼巢……贼遂稽颡乞命，陆浑平。”即为一例。这种说法，当然是误解；但据此，更可证明把“毛兵”的来龙去脉考释清楚，是完全有必要的。——此条材料，承北师大友人顾诚同志抄示，爰特书之，并致谢意。

1978年夏于复旦大学第6教工宿舍74号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注释：

［1］［2］《绥寇纪略》卷1。

［3］紫金梁是王自用的绰号。谈迁记到陈尧道名下，误。

［4］［5］《国榷》卷92。

［6］《怀陵流寇始终录》卷5。

［7］《大学衍义补》。

［8］《元史》卷139。

［9］《元史》卷43。又，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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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拟桃源”解（4）

［10］《豫志》。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