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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管理的专门机构“酒醋面局”职掌其事，设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约十余员，经管酒面诸物，“与御酒房不相统辖”。［23］宦官中的很多人，性甚贪鄙，贪污、盗窃，司空见惯。时人曾揭发：“酒醋面局，近以本衙门互相攻发，贪迹显著。”［24］

在宦官的经济活动中，涉及酒的，其勒索、受贿、贸易，都是值得注意的。

明朝派往各地负责镇守或采办的宦官，大部分都很贪酷。正德十六年（1521），何孟春（1474—1536）在《除革内官疏》中，曾抨击宦官在云南的种种科敛扰民状，仅昆明县，即“取酒米并捕猎及看草场并数珠等户丁共二百七十九丁”。［25］崇祯时河北真定巡按李模，疏劾分守太监陈镇，到处伸手，“即藁城一县，勒送银壶二把，金盘盏四副”。［26］至于受贿，则不胜枚举。有这样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两个大臣侍讲筵，皇帝请教了他俩很长时间后，说：“先生们甚劳”，命赐酒。太监拿出两只金酒杯，很大，杯中刻有“门下晚生某进”的字样。此某不是别人，正是这两个大臣，在拍大宦官马屁时特意铸造的，而这个宦官垮台后，家产被抄一空，统统归入皇家内库中了。这两个人模狗样的讲筵官，在此时此地见到自己的罪证，既惭愧，又害怕，赶忙叩头告辞。［27］而在大宦官刘瑾（1451—1510）的抄家物资中，即有“金银汤（按：应系酒之误）盅五百”。［28］虽然比起他被没收的“金二十四万锭，碎金五万七千八百两”［29］等令人惊诧的巨额贪污、受贿的财富来说，只能说是小意思。但对平民百姓来说，即使是做梦，也不敢奢望拥有如此多的金银酒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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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酒与皇帝（3）

明朝大约从成化年间起，宦官开始经商，正德时全面开铺。大体上包括经管官店、监管皇店、贩卖私盐和其他物品、私开店房等。太监于经“首开皇店于九门、关外、张家湾、宣大等处，税商榷利”，［30］“科取扰害，人皆怨咨”。［31］宦官经营的官店，最著名的有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宝延等（按：均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带），每年所贩来的烧酒，即约有四万篓之多，大曲约50万块，中曲约30万块，面曲约60万块，京城自造细曲约80万块，四直大曲约10万块。［32］显然，他们经营的酒、曲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在明朝后期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酒也成了特殊的工具。穆宗朱载垕（1536—1572）死后，大学士高拱（1521—1578）在内阁中大哭道：“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大宦官——集司礼监掌印、督特务机关东厂内外大权于一身的冯保闻讯后，立即在后妃前进谮。高拱被罢官后，冯保仍不罢休，必欲置高拱于死地，以彻底铲除这个政治上的老对手。他与张居正勾结起来，设下一个可怕的政治陷阱：收买被东厂关押的囚犯王大臣，在他的袖子里放了一把刀，让他诬告高拱对朝廷不满，派他行刺皇帝。这是弥天大罪，如果一旦狱成，高拱将被千刀万剐，并株连九族。但是，当锦衣都督朱希孝等对王大臣正式审讯、严刑逼供时，王大臣走投无路，大声呼叫：“许我富贵，怎么又拷打我？我在什么地方认识高阁老！”朱希孝一听，觉得此案实在是关系重大，牵涉冯保的阴谋诡计，哪里还敢再审？杨博、葛守礼等大臣，都保高拱，力辟其冤，张居正迫于众议，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批评冯保几句。冯保见阴谋败露，便杀人灭口，“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斩”。［33］生漆酒，不知是否即将生漆置于酒中制成？这是一种特制酒，看来除了用于害人外，不会有其他用处。

晚明宦官专权，特务横行，冤狱林立。人们如果稍有不满，议论一下国事，发一点牢骚，往往便会大祸临头，甚至惨遭杀害。魏忠贤把持朝政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34］“而士大夫无一夕敢舒眉欢宴，坐谈间无一语敢稍及时事”。［35］在这种鸦雀无声、全国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中，如果喝酒的人不小心，发牢骚、骂娘，便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这是生活在政治局面正常状态下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史载：“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子（按：东厂及锦衣卫派出的特务）摄四人至忠贤所”，您猜结果怎样？“即磔骂者”，骂魏忠贤的人被剥皮、碎割，其余三人吓得魂飞魄散！［36］还值得一提的是，东厂特务的酷刑，就叫“干醡酒，亦曰搬罾儿，痛楚十倍官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