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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酷虐淫纵，惑信符水，诸奸黠少年无赖者多归之，恣为不法……霪乿从姑及叔祖等妾，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用炮烙剥等非刑剜人目，炙人面，人耳……”［20］嘉靖年间的鲁王朱观，与朱宪堪称“今古何殊貉一丘”。此人“淫戏无度……复屋曲房，挟娼为乐……男女裸体群浴于池，无复人礼，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必立毙之，或加以炮烙”。［21］而明代藩王享尽人间富贵，从明末山东兖州的鲁藩烟火之盛况，足可窥其一斑。对此，张岱曾详予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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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弃物”论（2）

兖州鲁藩烟火妙天下。烟火必张灯，鲁藩之灯：灯其殿，灯其壁，灯其楹柱，灯其屏，灯其座，灯其宫扇伞盖。诸王公子、宫娥僚属、队舞乐工，尽收为灯中景物。及放烟火，灯中景物又收为烟火中景物。……殿前搭木架数层，上放黄蜂出窠，撒花盖顶，天花喷礴。四旁珍珠帘八架，架高二丈许……下以五色火漆塑狮、象、橐驼之属百余头，上骑百蛮，手中持象牙、犀角、珊瑚、玉斗诸器，器中实千丈菊、千丈梨诸火器……移时，百兽口出火，尻亦出火，纵横践踏。端门内外，烟焰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22］

藩王中颇多贪鄙之徒，盗窃者有之，敲诈勒索者有之，抢夺民田、兼并屯田者有之，掠夺民舍者有之，完全是国家经济生活的蛀虫。明末的福王朱常洵，更是个典型。其母是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故他备受恩宠。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矿监税达“亿万计”，郑贵妃将其中很大一部分中饱福王私囊；他在洛阳就藩后，又是占山东、湖广良田，又是独霸中州盐利，甚至把手伸到四川，搜刮该地的盐井、榷茶银，以致崇祯时河南百姓都说“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23］其府内“珠玉货赂山积”。［24］万历以后，允许宗藩子弟经科举考试后出仕。其中有的人，一朝权在手，就大肆搜刮，贪婪至极。如朱卫珣任户部主事，榷浒墅关，苛刻异常，动辄重罚，空船亦责其纳钞，女人过关，纳银八钱，商贾及民，无不痛恨。

值得注意的是，宗藩还往往与宦官相勾结，或扰民，或谋叛，危害天下。如永乐时简王朱颙炴“纵中官扰民，洛阳人苦之”。［25］宁夏安化郡王朱寘谋反失败后，在其府第抄出“总兵太监等官敕印关防符验”。［26］而宁王朱宸濠的起兵谋反、大搞分裂活动，更是与宦官内外勾结的结果。明人张岳曾评曰：“宁祸蓄于十数年前，天下皆知其不至叛乱不止，当时用事者，不惟不悟，方倒持刑赏之柄以成之，故遂至于乱。”［27］这里所说的“用事者”，主要就是指大权在握的宦官。宁藩本来已因罪革去护卫，但后经重贿刘瑾，“准复”，［28］使羽翼得以日渐丰满。当王阳明率兵平叛，攻克宁王老巢后，曾“拾得簿籍有帐”，［29］里面记载些什么？有人曾记录王阳明的自述说：“二中贵至浙省，阳明张宴于镇海楼，酒半，撤去梯，出书简二箧示之，皆此辈交通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返南都，力保阳明无他，遂免于祸。”［30］朱宸濠与宦官来往的书信，竟达两箧之多，这是他们狼狈为奸的铁证。宦官接受朱宸濠的贿赂，更是有账可查的。史载：

（宸濠）送（在官太监）张忠、（少监）卢明各银五百两。托伊引送（司礼监太监）张雄银三千两，宝石镶带一条……太监张锐……亦将银二千两托臧贤过送与伊……（后又送）张雄，张锐各一千两……太皇、太后崩逝，有少监卢明……赍捧报讣，前来开读，得受宸濠三千两……毕真改调镇守浙江，宸濠要伊预备人马前来助逆，当将银三千两、金壶一把，盘盏四副，并器皿、茶芽等物送行。［31］

毕真乃江西镇守太监，却成了朱宸濠的死党。以朝廷腹心为宸濠羽翼，在江西则密谋内助，在浙江则阴作外援，［32］后被凌迟处死，实在是罪有应得。

由此不难看出，明代宗藩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对明王朝都是腐蚀剂，危害多端。说他们是“弃物”，也就是理应被抛弃的社会垃圾之谓也。

二

朱载堉《乐律全书》如果有谁认为明代宗藩的子孙是天生劣种，那就大错特错了。且不说，他们之中有身处逆境，不甘沉沦，发愤攻读、著述，终于成为杰出的音乐家、文学家的朱载堉。同时，我们还能举出其他一些学者、忧国忧民之士。如周定王朱，乃朱元璋第五子，朱载堉《醒世词》

道光元年刻本；采自路工编

《明代歌曲选》。好学，能词赋，曾作《元宫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