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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酒与皇帝（4）

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传。帝怒责之，曰：“中原兵焚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殊甚。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给也。”青捕盗于代县。平凉侯费聚奉命抚苏川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41］

看来，胡惟庸常在家中与一些对朱元璋不满，而又沉湎于酒的大臣，在一起痛饮，于连连干杯声中，策划阴谋。甚至在自己家的井上做文章，“隔墙别凿一孔，与井相通，日输甘旨转注之，讹言醴泉出，以惑上听”。［42］据说，他以此来吸引朱元璋亲自去观看，预先埋下武士，图谋不轨。幸亏太监云奇侦知之，使朱元璋识破了胡惟庸的诡计，将他逮捕。如此看来，胡惟庸的垮台，与酒的关系是很大的。这样的记载，今天我们如想一笔勾销，又谈何容易。

最近几年，有的海外学者对严嵩（1480—1569）的评价，提出新的看法，这无疑活跃了学术气氛。其实，清初修《明史》时，对严嵩的评价，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否定了为严嵩翻案的意见。［43］我认为，不管怎么说，严嵩父、子（严世蕃？—1565）的贪得无厌，是千真万确的，实属人所不齿。当时京中称严氏父子为“钱痨”，而且荒谬绝伦的是，据说“父子聚贿，满百万，辄置酒一高会（按：即盛大的庆祝宴会）。凡五高会矣，而渔猎犹不止”。［44］这实在是旷古奇闻，天大的笑话。也许这条史料，未可尽信。但是，严嵩父子用各种非法手段聚敛的财富，又何啻是“五高会”，亦即五百万两。现仅将严嵩垮台后被抄物资清单上的酒具部分抄录如下，相信只此一端，也足以使吾人为之瞠目：

金酒盂九个（共重二十四两八钱）大金酒盂十个（共重三十六两二钱）中金酒盂十个（共重二十九两三钱）小金酒盂一十一个（共重三十二两）金酒盂三个（共重一十两零八钱）金双鱼耳龙字酒杯二个（共重三两二钱）金素日月耳大圆酒杯二个（共重五两九钱五分）金寿星仙人劝酒杯十个（共重四十七两五钱）金寿字双耳圆酒杯六个（共重一十两零五钱五分）金毕吏部酒缸一个（重五两八钱）金嵌宝螭耳酒杯二个（共重八两三钱）金嵌宝菊花酒杯三个（共重四两一钱）金嵌宝葵花酒杯一十九个（共重三十六两三钱）金嵌宝无耳葵花酒杯九个（共重一十一两二钱）金嵌宝莲花酒杯二个（共重三两二钱）全嵌宝圆酒杯二十八个（共重五十六两五钱四分）金嵌宝八角酒杯二个（共重四两四钱）金嵌宝石酒杯二十七个（共重四十一两五钱）金酒壶四把（共重三十七两）金酒盘一个（重一十一两一钱）金酒杯二个（共重一两九钱）。［45］

这些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即不下一万七千余两，而其实际价值，又绝对不是仅以重量所能显示的。且不论所嵌宝物的珍贵，制作这些精美绝伦的酒器，该又耗费多少巧匠的心血！

况钟（1383—1442）是明代著名清官。一曲《十五贯》，天下知况钟；他与因《海瑞罢官》而闻名天下的海瑞（1514—1587），在现代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况钟先后任苏州知府13年之久，除弊政，惩凶顽，修水利等，使他深受百姓爱戴。他很注意酒的节饮，在宣德五年（1430）的《填注善恶簿榜示》中，即抨击“城市富民奢侈太甚，缙绅族亦复有然。锦绣铺张，梨园燕饮，率以为常”。［46］要他们在“榜示之后，各崇俭仆”，“永革敝俗”。在宣德七年五月的《填注善恶簿榜示》中，更严厉禁止酗酒。［47］这对保证江南社会秩序的安定，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况钟辈截然相反的是，明代有些贪官、昏官，尸位素餐，惟知以酒食为乐，遭到百姓的唾弃，留秽名于百世。据说，有一官“嗜酒怠政，贪财酷民”，断事稀里糊涂，百姓怨恨，便作五言诗一首，对他加以无情的鞭笞：“黑漆皮灯笼，半天萤火虫。粉墙样白虎，青纸画乌龙。茄子敲泥磬，冬瓜撞木钟。但知钱与酒，不管正和公。”［48］有个松江“父母官”的故事更典型，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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