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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员以非法手段在江湖谋生的本质。从《江湖切要》的记载看来，凡天文、地理、时令、官职……都有黑话，涉及商业的，同样是黑话连篇。如：市人：井通。贩子：不将人。典铺：兴朝阳。杂货店：推恳朝阳。茶：青老。白酒：水山。粥：稀汉。牛肉：春流。金：黄琴。银：硬底。卖假货：跳符恳。真货：实赞。有钞：热子。假钞：将肯。没生意：念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大概是明代商业文化中最有神秘色彩的部分了。

三、明代商业文化的历史地位

明代商业文化对明代历史起过积极作用；特别是其中的反主流因素，对明代的社会、文化，产生过进步影响。它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森严的封建礼教、以封建特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对此，史学界的一些论著，已经从不同角度作了有益的探讨。［113］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论。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明代商业文化中最活跃的反主流因素是服装的变化，领导着当时新潮流，而这种新潮流的发祥地是苏州，以至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苏意”，这是值得注意的。

晚明宁波文人薛冈站在传统封建道德的立场，载谓：“‘苏意’，非美谈，前无此语。丙申岁，有甫官于杭者，笞窄袜浅鞋人，枷号示众，难于书封，即书‘苏意犯人’，人以为笑柄。转相传播，今遂一概希奇鲜见动称‘苏意’，而极力效法，北人尤甚。”［114］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对文化中有新意的东西，开始总是敌视的，但禁止的效果，刚好适得其反，从反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苏州的商品，成了时髦的代名词，人们以拥有为荣。“苏样的百柱鬃帽”、［115］“苏做的扇子”，［116］以及各种小商品，贵重商品，［117］都受到人们的欢迎，开一代风气之先。“苏意”不仅影响北方平民，还影响皇室。史载，“熹庙之皇第八妹也，号乐安公主，善吴装”，［118］即为一例。诗人公鼒的《都城元宵典》也谓：“……白袷裁衫玉满头，短檐髽髻学苏州。侬家新样江南曲，纵是愁人不解愁。”［119］可见苏州服装、发式对京城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苏州掀起的新潮流的推动下，各地服装迅速变革，使道学家们摇首叹息。时人余永麟载谓：“迩来巾有玉壶巾、明道巾、折角巾、东坡巾、阳明巾，衣有小深衣、甘泉衣、阳明衣、琴面衣，带有琵琶带，鞋有云头鞋，妇人有全身披风，全已大袖，风俗大变。故民谣云：头戴半假幞，身穿横裁布，街上唱个喏，清灯明翠幙。又云：蝴蝶飞，脚下浮云起，妇人穿道衣，人多失礼体。又云：一可怪，四方平巾对角戴。二可怪，两只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纻丝鞋上贴一块。四可怪，白布截子缀绿带。秉礼者痛之，建言于朝，遂有章服诡异之禁。”［120］甚至男性崇尚女装，以大红大紫为贵：“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改得古诗一首：……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121］当然，这是就服装变化的大趋势而言的。必须指出，服装的变化，与人们喜新厌旧、物极必反有关。事实上，早在弘治年间，京城服饰已经开始变化，如：“弘治壬戌以后，人帽顶皆平而圆，如一小镜，靴履之首，皆匾如鲇鱼喙，富家子弟，无一不然，云自京师始，流布四方。衣下襞积至脐上，去领不远，所在不约而同，近服妖也。”［122］又如：“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以巾易帽，四方效之，贩夫走卒，亦有僭用者。”［123］只是这种变化，与在晚明时期“苏意”带动下出现的服装变革之风，还远不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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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9）

但是，在繁花似锦沸管弦的明代商业文化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这是指：一方面，这种文化是消费性文化，食品、服装等占据主导地位，在生活消费品流通领域“流水泛碧波”，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很有限。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商业文化沾染流氓意识，从而进一步显示出明代商业文化的低层次。如往酒中掺水，甚至妄称卖的是陶渊明埋下的千年古酒，［124］在鸡肚中塞沙、在猪肉及鱼肉中注水、伪造古董及家谱、胡要价格［125］等等，伪字随处可见。这股歪风，在经济发达、商业文化最耀眼的杭州、苏州，反而有“大风吹倒梧桐树”之势，恰恰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人们形容杭州的不少商品弄虚作假是“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126］《豆棚闲话》第十则更一针见血地描述：“苏州风俗，全是一团虚哗。只就那拳头大一座虎丘山，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