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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销售商品。如北京中秋节时，“纸肆市月光纸，绩满月像”。重阳节时，“市上卖糕人头带吉祥字”，“糕肆摽彩旗，曰花糕旗”。［61］而灯市，仍以北京为例，“每岁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在东华门外，迤逦极东，陈设十余里，谓之灯市，则天下瑰奇巨丽之观毕集于是”。［62］有些史料记载更加具体：“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称九市开场，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也。”一些诗人也咏灯市曰：“灯市百货聚，穹窿像山谷。波斯细举名，最下亦珠玉。”“风定晴酣午气煎，今朝真个踏灯天。平添什物三分价，撒尽官儿新俸钱。”［63］灯市时商业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在无锡，春灯满街之日，各铺行搭起可以抬走的彩亭，“红紫缤纷，某铺市某物，内结一毬，即悬某物以别之”。［64］这是非常有效的商品宣传！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无疑是在演春时的一次广告性大游行”。［65］

万历皇帝金冠与万历皇后凤冠，均定陵出土。明朝人戴的帽子，大部分都是帽铺里生产的。乌纱帽更是如此。本来，乌纱帽并非官帽，唐代大诗人李白当老百姓时，有位朋友送他一顶乌纱帽，他很高兴，曾写了一首《答友人赠乌纱帽》诗，欢乐之情溢于言表。直到宋元，并未将这种便帽与官帽画上等号。但至明代，这种商品便打上封建等级制的烙印，成为官服。［66］按规定，凡是年老退休的官员，以及侍奉父母辞闲之官，允许继续戴乌纱帽，而因事罢官者，则不允许再戴。把这种帽子特权化的结果，导致追逐乌纱者日众，加速了冗官趋势。透过乌纱帽这种商品生意兴隆的背后，使我们看到了明代官僚政治的缩影。有首《折桂令？冠帽铺》的曲子谓：“大规模内苑传来，簪弁缨，一例安排。窄比宽量，轻漆谩烙，正剪斜裁。乌纱帽平添光色，皂头巾宜用轻胎。帐不虚开，价不高抬。修饰朝仪，壮观人才。”［67］所谓“人才”，贪官，昏庸之辈，大有人在，明中叶后，更是如此。乌纱帽滔滔天下皆是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假乌纱的问世，给好虚荣者、骗子以可乘之机。民歌《挂枝儿？假纱帽》对此作了辛辣的嘲讽：“真纱帽戴来胆气壮，你戴着只觉得脸上无光。整年间也没升也没个降，死了好传影，打醮好行香。若坐席尊也，放屁也不响。”［68］

明代有一种小商品风行天下，上自达官公卿，下至百姓妇孺，莫不喜好，这就是纸牌，又称马吊、叶子，［69］明朝人玩此牌通称斗叶子。纸牌共40页，玩时四人入局，人各八页，余置中央，以大击小，变化多端，饶有趣味。吴伟业曾用拟人化手法，写了《叶公传》，将叶子刻画得淋漓尽致：“有叶公子者浪迹吴越间，吴越间推中人为之主，而招集其富家，倾囊倒屐，穷日并夜，以为高会。入其坐者，不复以少长贵贱为齿。”［70］不久，叶子便由吴越传向北方，“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71］连大学士周延儒也酷爱到狂热的地步。崇祯十五年（1642），周延儒出京视师，已行百里，突令旗牌持令箭，飞马回京，京中见状惊疑相告，以为军情严重，实际上是取纸牌等玩具而已。时人有诗讥之曰：“令箭如飞骤六街，退朝司马动忧怀。飞来顷刻原飞去，立限回京取纸牌。”［72］耐人寻味的是，固然在某些地区，有的叶子颇简陋，无图，也有的叶子画上美人、甲第、古将相，［73］但绝大多数叶子，都是画的《水浒》中梁山泊众好汉。潘之垣《叶子谱》谓：“叶子始于昆山，用《水浒》中人名为角觝戏耳。”［74］陆容则谓：“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大夫，下至僮竖皆能之……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一万贯浪子燕青。”［75］当然，宋江等人画于纸牌上，究竟是何含义，人言人殊，或谓“盖以赌博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为利所迷，自不悟耳”！［76］或谓与宋江等人并无关系，“盖俱钱之数目也”。［77］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区区纸牌，浸透传统文化汁液，散发着强烈的人文气息，则是不争的事实。惟其如此，著名画家陈老莲也亲笔画《水浒》叶子，经刊刻，流布四海，今日仍传于世，神情毕肖，令人赞叹；著名文学家张岱也曾为《水浒》牌作赞，称鲁智深是“和尚斗气，皆其高弟”，［78］令人忍俊不禁。明代的不可胜数的小商品中，再没有什么比纸牌更具有文化色彩，并产生那样巨大的社会影响。还需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