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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绝非偶然。从根本上说，这是封建社会末世土地兼并加剧、阶级关系变动迅速、财产再分配加快步伐的反映。先秦时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明代，特别是明中叶后，不少乡绅是二世而斩，甚至一世就完了。永嘉黄淮子孙，竟鬻其神道碑，“谓买者曰：‘汝买去，可解薄用之’”，松江有位黄翰，盖起朱楼，可是“不数十年，宅基已为人挑毁矣”。［59］土地所有权转移如此之快，再加上粮差之重，不堪负担，以致早在弘治时，常熟的桑民怿见人置田产，便写打油诗加以嘲笑：“广买田产真可爱，粮长解头专等待。转眼过来三四年，挑在担头无人买。”［60］何元朗世居柘林，是著名的江南文人，有良田、美宅、园林，但他死后，曾几何时，其后代已一贫如洗，卖身为奴，穷愁潦倒至极，竟丧心病狂地挖开何元朗夫妇的坟墓，揭开棺木，寻觅金银器，“欣然满载归”。［61］对于吴中地区财产的再分配趋势，有人曾这样写道：“吾观吴中大家巨室，席有祖父遗业……盖未一再传而败其家者多矣。”［62］明代江南园林，除了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三潭印月及官邸的后花园外，都是私人财产。既然财产的再分配是如此之快，随着第一代园主的去世，往往人亡园废，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当然，对明代江南园林的历史命运来说，明朝灭亡后，清兵南下，不能不是一大劫难。正如曾羽王《乙酉笔记》所记述的那样：“乡绅之楼台亭榭，尽属荒邱……所谓锦绣江南……及遭残毁，昔日繁华，已减十分之七。”以西湖的园林而论，铁蹄过后，“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百不存一矣”。［63］在震泽，明代园林也是“其废者盖十之九”［64］生于明末、卒于清初的叶梦珠，曾不胜感慨地写道：“余幼犹见郡邑之盛，甲第入云，名园错综，交衢比屋……一旦遭逢兵火，始而劫尽飞灰，继之列营牧马，昔年歌舞之地，皆化为荆榛瓦砾之场。间或仅初百一……王谢堂前多非旧时燕子。”［65］明遗民、诗人费经虞写过一首题为《江南过人家旧园》的诗，谓：“寒泉老树好人家，漠漠荒垣带残沙。断壁尚存当日赋，满园不是去年花。伤心短笛声何苦，侧月飞鸢影尽斜。使我重来见荆杞，那堪良夜听悲笳。”［66］这是对被战火焚毁的江南园林的悲愤挽歌。事实上，园林遭厄，也不仅仅是战火。清初中央王朝对江南在经济上严加控制，追比欠赋，使不少缙绅倾家荡产，所属园林也就成了夕阳残照，荒烟衰草。如松江顾园，建于明，“至顺治之季，反因义田逋赋，毁家卖宅以偿。堂宇尽废，而山水桥梁犹如故也。康熙之初，积逋愈甚，征输益严，遂并花石而弃之”。［67］这是园主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结论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消费性文化。明代江南园林的性质，自然也不会例外。那些园林的主人，多数人为造园几乎把自己的腰包掏空。上海潘允端修豫园历时18载，倾囊尽资；绍兴祁彪佳建园时，“摸索床头金尽，略有懊丧意，及于抵山盘旋，则购石庀材，犹怪其少，以故两年以来，囊中如洗”。［68］造一座园林所花的钱，数目是很大的。仅一个“假山，土石毕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舁筑之费，非千金不可”。［69］而“仪真汪园，辇石费至四五万”。［70］整个园林耗资之巨，也就可想而知。无怪乎谢园桢教授生前常说，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生长缓慢，是因为商业资本全漏到园林中去了，消耗殆尽。这个看法未必精确，但用以说明江南园林费资之多，以及对历史进程所起的消极作用，则仍是发人深思的。

尽管如此，明代江南园林仍不失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明珠，其勃兴，不仅对明代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影响后世。今天，我们不管是面对史书，卧游美如梦境的明代江南园林，还是在明代园林风貌犹存的苏州拙政园、留园、西园等园内饱餐芳园秀色，沉醉在绿亭朱栏花香鸟语之中，遥想几百年前的明朝先辈——包括园林的主人和筑园的工匠、花匠，他们建园时的苦心经营，胼手胝足，是值得后人追念的。前辈风流，前辈辛劳，虽百世之下的子孙，都不应该忘却。而明代江南园林的艺术风格，庄园结合、城市山林化和在市内建造园林要“多栽树，少建屋”［71］等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园林建设、绿化事业，都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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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论明代江南园林（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