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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三家合流，或三家尊其一。虽然儒学势力最大，支配的时间最久，但孔子毕竟没有成为通天教主，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更是政、教分离的。因此，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与虚无、遥远的苍天，毕竟还没有完全画上等号。这一点，反映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朝，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一些在野的愤世嫉俗的地主阶级文人，在捶胸顿足之余，常常骂天骂地，以泄心中块垒。元曲中不乏这样的作品。明末文人的诗文中，也不难找到这样的实例。如，崇祯年间杭州文人周清原（别署济川子）在其所著平话小说中，就赤裸裸地骂道：“苍天眼瞎！”［19］但通观全书，正如阿英所说，“此书写作，其主要目的，在攻击当时政治的窳败，发泄自己不遇的悲愤，扩大封建道德影响，如斯而已”。［20］显然，我们不会因为周清原骂了老天爷，就在他的思想上冠以革命二字，甚至给他戴上“哲学”博士的高帽；如果再据此誉为农民的革命思想，就更属荒谬绝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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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拟桃源”解（1）

那么，“边调曲儿”，又是谁作的呢？我认为，正是艾纳道人自己。《豆棚闲话》书末的“总评”中，有谓：“艾纳道人，胸藏万卷……下笔不休，拈义即透，凡诗集、传奇，剞劂而脍炙天下者，亦无数矣。”可见此公是长于写诗的；就此书中的若干诗看来，也确实证明他是颇有诗才的。但是，就“边调曲儿”而言，也算不得什么惊天动地之作。实际上，正是艾纳道人将元人著名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的一支曲子，改头换面写成的。现将此曲抄录如下：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21］

我想，只要我们将“滚绣球”和“边调曲儿”稍作比较，是不难看清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的。

三、“拟桃源”解

清初史家黄宗羲在《王义士传》一文中写道：

温州有徐氏者，丙戌间约其徒侣数十人……跻雁山之顶，架屋数十，塞断道路，以拟桃源。去今三十余年，无人知其生死如何也。夫桃源亦渊明之寓言耳，今武陵之桃源，无人不可到，而云渔人复往，迷不得路，岂其秘于昔而显于今与？其说既穷，则以黄道真实渔人，与刘、阮无异，非人间世所有；是徐氏之拟桃源，亦误也。［22］

这里，黄宗羲对陶渊明笔下“桃源”的诠释，以及温州徐氏之举的理解，都是不妥的。此点，拟放到本文最后部分讨论。需要指出的是，黄宗羲的这段记载，很有史料价值；它触及到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残余的微光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闪现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一节论及“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时指出：“所有开化的人民都带着这种公有制或者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而进入于历史中。”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氏族公社是人类的必经阶段，它的残余，长留在阶级社会中，直到商品关系的高度发展足以促使它消灭为止。

氏族公社的残余，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有什么表现呢？已故史学家陈守实教授生前在研究汉末、北魏隋唐的历史时曾指出，当游牧族入侵或其他大规模军事行动爆发后，中原地区的社会秩序发生极度的震荡，生产力水平严重下降，在植根于自然经济机体上的封建社会内部，往往出现了回复到氏族公社历史旧型上去的，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同体。按其类别，可分为“桃花源”式的道家和伦理主义的儒家两种。它们的寿命虽然是短暂的，但对中国封建社会有种种影响，显示了氏族公社残余在阶级社会中持久的生命力。

陈守实先生的见解，对我们很有启示。考察一下明清之际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出氏族公社残余的某些历史痕迹。

明末，各地有大量的山寨、堡坞。在北方、西北边境地区，为了抵御游牧族的侵扰，从明初特别是明代中叶起，筑堡御敌，聚坞而守，十分普遍。至天启、崇祯间，农民大起义的烈火，顿成燎原之势，各种山寨、堡坞，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除了在北方边境地区，有一部分是原有堡坞的继续使用或改建、扩建外，绝大部分都是在不同地区的特定阶级斗争形势下新构筑起来的。按照阶级分野，一种是由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