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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计算机也用到原子弹的设计上。理论部的副主任、偏微分专家周毓麟带领一批人编写了原子弹爆炸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力学模拟计算，计算结果与先前的九次计算相差不到5％。而且，十分巧合的是，他们在计算过程中，还真出现过苏联人提到的那个数据。有人分析，苏联专家给的这个数据可能是说错了，或者译错了。周毓麟认为，苏联人在计算过程中，对某一瞬间的步长取得不是足够小，因而导致了这个数据的突跳。

周毓麟说，它那个数据是不对的，而且我们也通过计算弄清楚了它为什么不对。在计算过程中你处理不好，就会出这个东西。我是1960年5月份调到九所来的，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微分教研室当教员，主管一点儿教研室的事。有一天我上课下来，十一点钟下课，总支书记说找我谈话，我说什么事？他说要调你工作，我听错了，以为要调我的人。我说你要调我什么人？他说不是调你的人，是调你。他说要调你到二机部，搞保密性质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报到。我说没意见。我要告诉我爱人去，她在讲课还没有下课，我告诉她我调到二机部，很快要到三线去，下午就去报到。她知道我要搞的工作是保密的，她不问，我也不说。到了二机部以后，邓稼先他们开始找我谈，谈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原子弹这个词始终没出口。直到一个多月后，宋任穷才说，我们是搞原子弹的。1964年原子弹爆炸，到1984年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20年，我们所里在新影礼堂开庆祝晚会，家属也去了，这个时候才说我们所搞原子弹。所以我老婆回来说，啊，你是搞原子弹的呀？那个时候我到这边已经工作24年了。我说那你以为我是搞什么的？她说我以为你是搞导弹的。来了之后他们分配我搞爆炸力学，我当时也不懂。很快就进行计算，和彭桓武讨论各种办法。美国搞原子弹氢弹的时候，那个泰勒，以后不是叫氢弹之父嘛，他说有一座不可逾越的计算高山，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原子弹氢弹就出不来。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研制出来每秒1000次的计算机。可我们当时只有104计算机，第一台放在数学研究所，各个单位已经分好了，两年里的时间都排满了。到第二台104出来的时候，东直门外738厂造的这个机器准备给上海，机器已经在北京车站了，二机部知道以后，就求柯庆施，当时他是上海市市长，求他帮帮忙，把这台机器给九所，这样咱们才用上一台104机的主要时间。秦元勋和姜德培都是数学领域这个年龄档次最尖端的人。人家说南边有个任叶千，北边有个秦元勋。姜德培去苏联以前，是北大概率论教研室主任，也是数学研究所概率室主任。他到苏联待了几年回来了，点名要他到九所来。为什么到九所来呢？就是我比他来得早，来了以后，周光召和我们理论部的人看美国的那种解密的科研报告，科研报告里面有很多数学文章，数学文章里边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文章，是蒙特卡罗写的。蒙特卡罗是搞概率的，咱们一想搞概率的就是姜德培，让周光召去跟学校说要调姜德培。那个时候的机器和现在还不一样，当时的机器就是手编程序。开始编的时候，你编哪一部分，我编哪一部分，都分好，组长汇总，但怎么也通不过，毛病多得不得了。后来支部下决心一部分一部分通，而且试验不能超过三次，要不你的程序重编。编了程序写好了以后，在里边修改还是怎么样，是不敢随便抄一遍的。抄一遍的话，你要把抄错的东西查出得花一个月，机器才能算出你的错误来。所以这个东西很复杂。当时这个东西是精密仪器，机器程序有好多盘，上海有一个100万次的，叫655。做好了以后规定，不是八级工，不许碰它。磁盘专门有一个空调，老出毛病，刚研制好的时候，进机房脚步重一点儿，它就出毛病了。那时所里的研究环境非常好，最容易出成果。

19。龙头舞起来了（4）

后来的实验都证明，九次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

发愤苦战的岁月，也正是全中国极度饥饿的时候。在所里，有时候干到深夜，忽然见一个同事拿出几个火烧，大家便一哄而上乱抢起来。年纪稍大的邓稼先忍了半天，咽着口水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饥饿往往使一切身份失态。在当时，抛开信念，仅从生理角度讲，能填饱肚子，便是最大的愿望，也是最大的满足。直到第二天上班，大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那几块少得可怜的火烧。似乎虽然不能经常吃到火烧，但仅仅从嘴里多说几遍，便能满足那种饥饿难耐的欲望。

1959年的三八妇女节，食堂只给女同胞会餐。饥肠辘辘的男子汉们闻着食堂飘出的香味，止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