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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沉没，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被唤醒，紧紧相互扶持……在紧张的局势下，我们依然创作着诗歌、歌曲和机智的笑话，我们的友谊闪耀着神奇的光辉。”

因为同情难民们悲惨的境地，史沫特莱承担了一份在红十字会的工作。她要在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医院长时间辛苦工作。混乱的局势、街道上越来越多的难民和那些有钱人白天进餐馆、晚上进俱乐部的舒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霍格在他8月底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的一篇报道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到了夜晚，这一对比更加明显。人行道上挤满了乞丐和他们的孩子。而俱乐部和电影院每晚爆满，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最近，新闻界发起了一项“节俭运动”，许多有钱的中国人在报纸上看到他们自己宴请一次开销之大和坐着公家的小车巡游一次路程之多都大吃一惊。对这些无耻行为描述一番后，报纸警告说下次会公布这些人的身份。

在8月底日军逼近的时候，大约有75万人逃离汉口。外国友人组织了紧急救灾委员会，为难民提供食物和燃料。而那些不打算离开的中国人则指望着汉口大量的外国人能使他们躲过日军对平民的大屠杀。

这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被迫搬出了路德教的教区。因为她夜间的访客太多，鲁滋主教认为她的行为不道德。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她认为年轻一些的传教士“思想进步、积极进取”，而对那些年长的、地位更高的传教士包括鲁滋主教没有好感。“我还从来没碰到过比这里的老传教士更保守、更冷酷、更顽固的人了。”

为了带给美国读者关于汉口大撤退真实的情况，霍格遵循了他从事新闻报导的首要法则：过他笔下的人们所过的生活。他坐上了一列送难民出汉口的火车，并把在车上的经历写成了一篇名为《最后的火车》的生动报道：

汉口的人们纷纷议论着，政府已经开始疏散这里的人口；日本兵正从四面八方涌来，马上会对这里进行疯狂轰炸，还会用到毒气；防洪堤会被炸毁用来防御，而这里大多数房屋因为地势低会被冲垮。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灾难。总之，对那些想在西北部安新家的人来说，是时候动身了。是捆扎好行李、卖掉所有家当、带着孩子和铺盖卷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火车在大平原上缓缓行驶着。难民们疲倦地望着车窗外，似乎想着“没什么能挡住日本人了。”每到一站就有更多人挤上来，直到车上连挪一步的空隙都没有。车门口早就占满了坐在行李包上的人。夜深的时候，一张笑脸出现在我座位旁边的窗户外，接着他整个人、几个大行李箱、铺盖卷、一捆一箱地从窗户塞了进来。每塞一次东西，他都朝我们尴尬地笑笑说“不要紧，不要紧”，好像是我们给他添了麻烦似的。刚开始我不肯配合，因为一直以来我所受到的教育是既然你买了座位票就应该享受座位的待遇。但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这也许对战乱中的中国不合适。因此当他把他全家人，其中有一个牙齿掉光的老岳母和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从窗户弄进来的时候，我也热心地帮着他放行李。

第二个夜晚是半睡半醒地度过的。外面下起了雨，车顶上的人拼命钻窗户往里挤，车厢里更挤了。我在一个小站台买了碗水喝，再加上黎明新鲜的空气，整个人觉得清爽了。

汉口的陷落（8）

火车在上午九、十点的时候到达了洛阳。站台上有很多食品摊，有火盆上现煮的半便士一碗的米饭和蛋汤，12便士一袋的大鲜桃、煮鸡蛋、茶水和看上去不太干净的面包。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当我们从窗口跳下车的时候，三架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防空高射炮正对准它们扫射。铁路沿线匆匆筑起了战壕，那些来得及跳下火车的人飞快地躲在了里面。我很幸运地被压在了底下一层。车站上炮火轰鸣，我们脸朝下，紧紧地贴着地面，闻着潮湿的泥土味。那时，我们听到嗡嗡声越来越近，一直到了我们头顶。难道他们要炸火车和铁路吗？难道他们知道火车上有很多中国士兵，于是要用机关枪扫射？似乎经过几个世纪（几秒钟）的焦虑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着他们飞走了。回到车站后我们发现铁路线完好无损。但不远处一团团浓烟意味着死亡、无家可归和对这些高高在上的、以强凌弱的侵略者的刻骨的恨。

火车快速地向西驶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四周的乡村有点像加泰罗尼亚的比利牛斯山脉地区。山丘和房屋都是土黄色，贫瘠的梯田里稀稀拉拉地种着小麦、土豆和白萝卜。这里看不到水牛或公牛，取而代之的是驴子和骡子。河床上栽种着长势旺盛的浅绿色的水稻，以及平原地区特有的形状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