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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刘伯承要求从基本科做起，来一场思想革命，人人都用三个条令对照检查自己，制订出整改措施。他把这种做法叫作“结旧账开新支，割下麦子种晚稻”。

全院结合学习讨论三个条令，进行了一场严肃认真的关于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在此基础上，刘伯承因势利导，领导建立了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行政工作和训练工作制度。

队列生活制度包括早操制度、内务卫生制度、交接班仪式、升降国旗仪式和典礼阅兵仪式等。刘伯承强调，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应该具有良好的军人仪表和军人举止。他经常在起床号刚刚吹响的时候就来到操场，检查学员的队列训练。发现无故不出操者，马上命令值班员去找，及时进行批评教育。

刘伯承还深入到学员宿舍，检查内务卫生，教育学员要爱清洁、讲卫生，做到工作有定时，生活有秩序，着装整齐干净，军人仪表良好。为此，他指尔院务部建立了一个洗衣房，专门为学员拆洗被服，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

除此之外，还建立健全了其他一些队列生活制度。每天清晨和傍晚时，交班和接班人员要按一定的仪式和程序，严肃认真地交接工作。每当新的学员科成立，新学员入学或老学员毕业时，都要举行盛大的典礼和阅兵，请中央军委代表或由院领导检阅并讲话。

从1951年秋开始，军事学院每年都要选派一批学员参加首都的国庆阅兵。当这些学员赴京训练前，刘伯承总要先检阅一次，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要求他们以雄伟气概走出国威军威，作正规化的表率。1951年的首都国庆阅兵，就是由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高举着军事学院的校旗，带领军事学院的方队，走在整个阅兵队伍的最前列。他们以整齐划一的动作，雄健有力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受到全国人民的交口称赞。

行政工作制度包括会议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和分工负责的岗位负责制等。刘伯承强调建立健全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机关工作人员的作用，改变战争年代一切由领导者“包打包唱”的现象。为此，他提出了“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三个口号。这三个口号概括了他对于机关建设的三个基本思想：机构要精干，职责要分明，业务要精通。

建院之初，有的领导干部片面强调“大而全”，在机关“三部一处”（即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下面设二级部，二级部下面设科，有的科下面还设股。另外，由于缺乏经验，各学员科也照搬机关的编制，设立相应的机构，使得一个学员科就有行政管理人员20多人。造成机构庞大，层次过多，学员与教职员比例严重失调。

刘伯承对这种状况作了尖锐的批评，把它称作“叠床架屋，骈枝丛生”，好比人的手上长了6个手指头。遇有问题时，参谋、干事靠科长，科长靠部长，部长又靠院领导。就象京剧《法门寺》里告状一样。状纸一层一层往上递，官司总也打不了。他多次强调：我们现在是在城市环境中办学校，不是战争年代在农村分片办学。领导方法要适应这一变化，要学会“弹钢琴”，克服“单打一”的现象。

为此，刘伯承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裁并编制，砍掉多余的“一指”。把重叠的组织机构合并，把不必要的中间层次裁去，精简各级行政管理人员。首先，将机关“三部一处”改为训练、军事科学研究、政治、干部管理、队列、物资保障六部和秘书、保密、财务三处。这“六部三处”下面一般都不再设第二层的机构。同时，裁减各学员科的行政管理人员，改设协理员协助科主任工作。并撤销了专供演习使用的教导团。这样，使得学员与教职员的比例由最初的1：8下降到l：2。3，而领导作风进一步深入，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了。

制定各级干部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职责，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职、有权、有责，使整个机关在统一集中领导之下，经纬交织，协同动作。刘伯承把这种做法叫作“执事者各司其事”。他说：我们四川有一种风俗，办婿丧嫁娶等红白大事的时候，总要找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当司仪，统管各项事务。

每当举行仪式，司仪照例高喊一声：“执事者各司其事”。于是，奏乐的奏乐，摆宴的摆宴，接待的接待。因事设人，各尽其责，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要求机关工作人员努力学习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各种知识，成为精通业务的专门家。刘伯承指示有关部门开办文化夜校、理论学习班、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