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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阿香望着少妇的眼神很凄凉。

10年前，阿香在那家国营工厂的宣传科工作，她每周的工作就是编写一期不到一千字的新闻简报，登载一些“形势一片大好，工人干劲冲天，车间生龙活虎”之类的废话。

阿香是一名中专毕业生，那时候的中专学生也被认为是天之骄子，那时候的中专学生还分配工作。阿香从这座工厂的子弟学校走出去，又回来在工厂上班。

业余时间里，阿香喜欢写诗歌，她的诗歌曾经登载在那时候很有影响的一本叫做《星星诗刊》的刊物上，也是因为这首十几行的诗歌，阿香被分配在工厂宣传科。

那个年代的文学还很神圣。那时候，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就能找到一个好媳妇；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就能调到好工作。那时候的文学青年是万人瞩目的对象，是人们崇拜的偶像，不像现在，文学青年成了迂腐与顽固的代名词。

10年前的阿香应该很漂亮，她说那时候她每天早晨打开办公室的房门，就能看到从门缝塞进来的情书。那时候的情书也都会折叠成鸽子的形状，暗指“鸿雁往来”，而情书的内容也写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而现在，情书也已经绝迹了。干瘪无味的手机短信代替了那些诗歌一样的语言。

10年前的阿香有很多梦想，她说她几乎每天下午下班后，都会独自来到工厂后边的草地上，在那里静静地坐着，望着夕阳西下，望着天边的火烧云，还有远处起伏而飘渺的山峦。她在想：山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有时候，飞机从头上上的云层间穿过，阿香痴痴地望着，看着飞机消失在遥远的天边，阿香总会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坐上飞机？

10年过去了，阿香还在做着坐飞机的梦想。

我说，我小时候和她一样，不过我们那里是山区，我也经常站在村口的崖畔上，望着层层叠叠的山峰，想着山那边的世界。我们那里很少有飞机从空中飞过。每次有飞机出现，大人小孩都会追着飞机跑出很远。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我觉得我很长时间再也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可能由于共同来自外地，共同在这座城市漂泊，一下子让我们之间没有了隔膜，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外乡人”；我们又有两个相似的名字，一个叫“打工仔”，一个叫“打工妹”。

我们还说起了小时候的生活。那时候我们那里很穷很穷，我小时候好像很少吃饱过，那正是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七十年代，孩子们的主食就是红薯和玉米面。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住校生，每周只能回家一次，背着一布袋的红薯和玉米面馒头。冬天的时候，玉米面馒头又干又硬，结着一层冰渣，都能把狗砸死，而我们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却连这样恶劣的饭食也吃不饱。后来，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能吃饱饭了，我们也能吃上了麦面馒头，我那一年的夏天个头一下子窜高了十几厘米。那年秋天去外公家的时候，外公抱着我又悲又喜：“我娃以前恓惶的吃不饱，现在吃饱了，个头长这么高了。”

那时候的我是农村户口，阿香是城市户口，那时候的工厂比农村要好很多倍，阿香说那时候她从来没有过挨饿的感觉，她是穿着天蓝色的裙子和白色衬衫，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读完小学和中学的。

那时候我们的信仰是　“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即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来自几百里外的煤矿上的孩子，他们都穿着料子衣服，吃着白面馒头，说着我们羡慕的普通话。他们几个人是一个小圈子，他们从来不和我们农村孩子在一起，甚至连我们正眼也不多看。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他们的父母是煤矿工人，我们的父母是农民；他们的家乡在城镇，我们的家乡在农村。巨大的差别让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的人，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后来，我看了这几年一些优秀的电影：《站台》、《阳光灿烂的日子》、《孔雀》、《青红》……这些电影都在反映那个特殊年代里的城镇年轻人的生活，他们的迷惘，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挣扎。可是，有谁会关心那个特殊年代里农村年轻人和农村孩子的生活，他们的痛苦更深，他们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在他们的眼中，这些城市人的迷惘、痛苦和挣扎都是幸福。他们才是坠入最彻骨的寒冷和黑暗中的一群人。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一部反映那个特殊年代农村生活的电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