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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倒向弛禁。连穆彰阿也不了解皇帝的“个人经验”，他只认为皇帝的犹豫是受反弛禁论的影响。

关于朱嶟与许球的反驳，前面已经说过。除了这些京官（中央政府的官吏）之外，在地方官中也有人上奏反弛禁论。像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就极其猛烈地抨击了弛禁论。在他十一月十二日的奏文中有以下的论点：

即使按旧例，鸦片每百斤课税银三两和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二万箱只不过十二三万两；加倍课税为二十余万两，再加一倍也只是五十余万两。弛禁课税论乃是仅见小利而伤大体的妄说。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断章之二（3）

外夷售鸦片，为欲获银，不会同意“以货易货”，一定暗中攫取内地之银。总之，漏银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是否认真监视银的流出。认真查办，鸦片之禁可行，银出洋之禁亦可行。如不认真，即使弛禁鸦片，禁银出洋肯定也会忽视。

如允许栽培罂粟，鸦片之利数倍于农，无知小民将会弃农奔利。人口日增，谷产日耗。这样，即使连年丰收，亦不能充分养活户口。如遇灾害，则将束手无策。

至于所谓愚民自缩生命，不足深惜，此乃“痛心疾首之言”。皇恩应沐一切人民。

所谓禁亦无效，等于不禁。此非法律之罪，乃是施行法律者之罪。如今海内和平，盗奸事件仍有发生。虽禁盗奸，事件仍然不绝，但从未因此而听到要求弛禁盗奸之议论。何况鸦片之流毒更深，弛禁实无道理。

淡巴菰（烟草）过去一向禁止，解禁后亦无害。因此有人主张鸦片亦应按此办理。淡巴菰确实无益，但不至因之“废事耗神”，怎能将它与鸦片相比。

所谓禁严则贿赂多，禁弛则贿赂少。但此乃纲纪问题。奉法如得人，虽禁鸦片，亦不会有贿赂；奉法如不得其人，虽弛禁鸦片，贿赂仍将以某种形式横行。

袁玉麟所说的“得人”，确实是说到了点子上。地方官跟京官不一样，他们的奏文虽然词句不够文雅，但确实将弛禁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从此以后，弛禁鸦片的议论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过。它在舆论上失败了。

另外，广东复奏的主持人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并不是积极的弛禁论者，这也是弛禁论的弱点。他们没有热情对反弛禁论再一次进行反驳。

就邓廷桢来说，据说他的朋友中有反弛禁论者，对他进行了劝说。

广州的司后街有一所官立学校，名叫越华书院。它是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由当时的盐运司范时纪创建的，是比学海堂要早七十年的名牌学校。这所学校的主讲教官陈鸿墀著有《全唐文纪事》等著作。在广州掀起弛禁论的高潮时，他是严禁论的急先锋。他是总督邓廷桢的门生，据说他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约好，要在总督生日的那天，在酒间的闲谈中批判弛禁论。

朋友中有一个叫李可琼的老人说道：“鸦片要不严禁可了不得啊。我真担心，将来说不定自己的子孙也会吸上鸦片，倾家荡产，落个悲惨的下场。”

李可琼这么一说，陈鸿墀大声说道：　“事关天下的风化！担心一家之私事，与担心吾师（指总督）百年之后，在青史上被写上倡导弛禁的魁首，损伤其名声相比，那算什么呀！”

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先导演好的一幕戏。不过，据说邓廷桢就因为这几句话而大大地觉悟了。他以后再没有提到弛禁，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同林则徐齐心协力，共赴难局。

如果加以推测的话，广州的两所名牌学校越华书院和学海堂的对立，也许就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后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时，越华书院是他的行辕。这所历史悠久、正统的学校，当时已受到新兴的学海堂相当严重的欺压。学海堂的规模大，正处于兴盛发展时期。当学海堂的学者倾向于弛禁时，越华书院的人很可能是乘这个机会来反对他们。

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可以说是弛禁论的点火人。他和龚定庵是同乡，都是浙江仁和人。嘉庆二十二、二十三年他曾在广州的粤秀书院担任过两年教官。

这些情况不能不令人感到，广州的教育界已深深陷到关于鸦片的严禁和弛禁的论争里去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断章之二（4）

附带说一下，学海堂就是现在广州市立一中的前身，越华书院在光绪二十九年停办。许乃济曾经执教的粤秀书院变为后来省立大学的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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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连维材除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