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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非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是明时居住在锡兰与马六甲之间的一处蛮夷，葡萄牙位于马六甲附近，英国即是荷兰或为后者的属国，法国人原为佛教徒，后改信基督教＜当时中国人普遍认为基督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而法国即是葡萄牙云云。

看来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了解西方没有什么兴趣。当魏源等杰出之士试图了解西方时，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西方著作的译本。时人对西方一无所知，当西方开始横行中国时，中国人才发现，中为年来对付外夷行之有效的那套办法突然失灵，丝毫不起作用。

三、广州贸易体制的崩溃

国家贸易与私营商人

印度的私人企业从一开始便是东印度公司一个不可或缺的业务领域，公司通过它们与当地发展贸易并赚取利润。这种私营企业采取所谓“国家贸易”的方式，即由私人业主在东印度公司的授权范围内开展贸易活动这种形式首见于印度及邻近地区，英国公司将在加尔各答和伦敦均可汇兑的汇票转售给英籍或印籍的“国家贸易”商人，利用后者的利润来发展本公司的汇兑业务二为一了争取更大的商机，“国家贸易”扩展到了东亚。例如，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孟加拉的鸦片供应，然后通过拍卖形式将之转手给“国家贸易”商人，后者再取道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尼西亚将鸦片转销到国外。英闰人和苏格兰人开设的私家商行为这种“国家贸易”活动提供了方便，他们组成“销售局”，不仅投资造船业，而且也一手操办了货物、船只、仓库、保险及收取佣金的私人交易等业务：这种方式正好介于英国的商业、财经和工业扩张与现代国际贸易活动之间的分水岭上。

印度的“国家贸易”很快做到了中国。早在18　世纪80　年代，积极进取的英国人为了逃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控制，已然在广州开始充任欧洲各国政府名义上的代表。这在后来成为一项定例，如1823　年，詹姆仁、开弟臣（JameS　Matheson　）担任丹麦领事，托马斯？　丹特担任萨一丁岛的领事：担任这一职务获利甚丰，无需多少资本，但需要极大的事业心与创造精神。这样，丹特、升弟臣及其他在广州的英国人很快就有了自已的舰队，成立了保险公司，并开展了银行业务。东印度公司于！　813　年停止了对英国在印度的贸易垄断后，原先的业务交由“销售局”办理，而私有业主往往即是这些机构在远东地区的联系人和主顾，反过来这些销售局又成为大英帝国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的首选利器。在这种扩张过程中，“国家贸易”于1817　年后古据了英国对广州进「份额的3　/　4　，迅速完成了两项工作：首先，它为印度的产二品找到了销售市场，并将利润源源汇上印度；其次，它继续为东印度公司购买中国茶叶一提供资金，英国政府在此项生意中通常能获取很大的利润。

中国方面的商业利益也相应地增长起来了。不过，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广东是中国南方手工棉纺织．钻及茶、糖的一个集散地，其中棉纺织品大多为“南京布”，因为当时中国的棉纺织业中心主要分布在苏州和松江一带。这些出口商品不包括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内，而国内生产则主要面向中国国内大众的消费。直到19　世纪，印度都是从外地进口棉花再转销到中国，这是印度“国家贸易”的主要进口、业务。行会商人就像一个漏斗，他们从华中原产地的游商手中买来茶叶、蔗糖后又转手销往外地。当时从江西到广东的货运主要依靠驳船或苦力搬运，广州的贸易额相对说来虽然不大，但它在积累资本、培养商业精神及商业利益等方面都古据着重要的地位。“广东的商业利益”成为当时制定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鸦片生意的繁荣

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鸦片，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英国在中印鸦片生意的繁荣，由于鸦片属于服用上瘾的毒品，它的社会危害远比今天在英国谈虎色变的杜松子酒要大得多。婴粟在中国一早已有之，其麻醉药效亦为中国人所认识，但直到烟草于17　世纪从美洲经马尼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才开始“抽”起鸦片。18　世纪晚期时每年大约有1000箱鸦片从印度运往中国。从1800　年到1821　年，这个数字达到每年4500　箱，到了1838　年更增至每年4　万箱（注：每箱大约载重133　磅）。当时耽于阿芙蓉癖者逐年增加，这与上文提到的人日压力、生活水平的下降、政府的腐败及民众的不满反抗情绪无疑有很大的关系。总之，当时的中国呈现出民心涣散的时代精神：吸鸦片是当时中国人、尤其是衙门青吏差役这些与大众打交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