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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贡制度具有多种功用。为了使‘日本国主”约束本国海贼不再骚扰中国沿海港口，明太祖在1369　年至1372　年间曾3　次遣使到日本，百般劝导（像许诺发还被俘楼寇或下旨威胁日本国主），也曾派遣僧人出使日本，但最终毫无结果。日本海贼继续侵扰东南沿海。尽管日本也遣使进贡，但他们并下打算臣服或放弃本国的主权。洪武帝曾下旨责骂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足利大将军，中有“蠢尔东夷，僻处海隅 不服王化，任尔下民胡作非为”等语。后者则反唇相讥说，“天地恢恢，不为一人而设”。

在进贡活动达到极盛的永乐年间，日本曾在短时期内表示臣服；但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却认为这不过是垄断对华贸易的一个手段罢了。1403　年永乐帝在沿海城市重新设置了曾于1374　年废止的市舶使一职，并修建了接待外国使节的馆释。日本一度每年都遣使来朝。明朝和前代一样，将编号的关书发送给各进贡国的国王。外邦使团来华进贡时必须在指定的港口上岸，其船只、货物和人员都有着严格的现定，上岸后则凭其关书进行验证，以防止冒名顶替者混入。从1433　年到1549　年，日本曾11　次大举遣使来华，每次都有儿一百人之多，均从宁波验证关书后进京朝贡，这样日本的幕府将军垄断了本国商品的专卖权利，中国方面则可以防止海盗混入使团：但是问题亦随之而起：日本国内的商业竞争者亦希望获得正式的关书，大量日本浪人也流人了中国，而在北京，关于商品（包括数百吨的铜、硫磺和数以千计的楼刀）价格的谈判也是旷日持久，难以达成一致。使团成员往往还自带商品来华进行私人性质的贸易，此外，似门同幕府大将军一样，还能得到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

海上远征

永乐帝有一宏伟计划，即将南亚与东南亚诸国都纳人朝贡的体系之中。不管其动机到底为何，他曾于1405　年至1433　年7　次遣使出海远征。这7　次海上远征都是在一名同族太监郑和的率领下进行的。郑和原籍云南，信奉伊斯兰教，因此是与南亚穆斯林统治者打交道的合适人选。郑和首次“下西洋”（　1405　一1407　年）时出动了62　艘大“宝船”，随行人员达2　。　8　万人，最远时曾抵达印度。第二次和第三次出海也到达了印度，第四次（1413　一1415年）曾抵达亚丁湾及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第五次也到达了亚丁湾。第七次航海（1431　一1433　年）时随行人员有275　的人，再次到达霍尔木兹海峡。郑和的船队曾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地区，中国的瓷器和钱币在此儿百年后尤可见到。另外有7　名中国人还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这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的破天荒头一次。明朝的船队在葡萄牙人于1498　年到达印度的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到达了印度洋地区，比西班牙的无敌船队于1588　年进攻英格兰亦早了150　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反映了当时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水平。下西洋的“宝船”体积十分庞大，有的长度超过400英尺，船身上下有4　层甲板，内有12　个防水密封舱。他们在航海中使用罗盘和详细的航海图。通过7　次下西洋，中国海上贸易的势力不仅渗透到东南亚沿海地区，也扩大到锡兰、印度南部沿海地区以西亚、东非等国：除了越南、逞罗等属国外，郑和一行还访问了约50　个国家和地区，将其他一并纳人了朝贡者的行列。霍尔木兹和非洲沿海国家的使节曾4　次来华，孟加拉人有11　次来华朝贡，苏门答腊和锡兰的国王则被解送入华。郑和一行还将鸵鸟、长颈鹿（中国人认为这就是麒麟）带回了中国。

这些航海成就反映了一个王朝强盛时期的活力与朝气。对于郑和及其同事而言，航海带来了冒险、名声可能还有利益。谋求商业利益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如中国人在此之前就开辟了海上商道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区。另外一个原因则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即力图将全世界都变成中华帝国的朝贡附庸。为什么不与之进行海上贸易呢？元朝皇帝其实已经有过这样的设想，而中国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也正蕴含了这一观念。

但“郑和下西洋”很快就戛然而止且再无下文，这使后人对明朝航海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