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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个事情拖几年，办一个立项文件要盖几十，甚至几百个公章，不就是这只“蚂蟥”吗？

当然现在好多了，有政府办事中心了，不过“官”们又会生出其他许多事来。

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就是“权力寻租”，中央要求“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但毕竟权力太多太大，特别是因信息不对称，加上老百姓对“官”的习惯依赖，就像有的患者不给医生送红包不敢上手术台一样，也许是自己多心了，多得来成心病了。因此，“官”们还是有法生事。

还有“灰色营销”，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在某些行业形成“潜规则”，你想“官”多了，还了得。

看过电视剧《纪晓岚》的朋友都知道，皇上批评纪晓岚：“你把肥鸭子给我杀了，又弄来一批瘦鸭子，以此往复，我这江山还不给吃垮吗？”

无独有偶，有些单位给“官”发廉政补足，或者年初收廉政保证金，年末双倍发廉政奖金。

另外，深圳有家名气很大的企业老总说：“我给主要干部发高薪，高薪养廉，高得超过普通员工18…20倍，红塔山香烟随便抽（当年红塔山香烟是上档次的商务烟），我看你还收不收红包”。说得振振有词，可这家公司的问题多多。

对此，我与四川大学一位哲学学者做过一次面红耳赤的争论。

他说：“只要财富达到极大的丰富，实现各取所需了，廉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什么叫极大的丰富，什么叫各取所需，我想到银河系去旅游一下，不过，我不喜欢有人和我同船”我狠狠地幽了他一默。

资源的有限性和欲望的无穷性决定了“必须抑制没完没了的欲望”，只是抑制的办法未必只有所谓廉政建设。办法多的是。

一是通过政策的、宣传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弱化“官本位”。据说深广地区“官本位”就不是太强。让人的价值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体现，就像我们农民，如果国家早几十年把“三农”问题解决好了，我上什么凉山，到什么海南，挖什么“野斋”，像人家三圣花乡的农民那样开个茶馆多好。所以，治“官”之道还在于社会公平。如果老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老是“考不起就走独木桥”，老是看到当“官”的“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你看谁还想做生意、谁还想挖泥巴，还不如想点“歪点子”整个“官”来当，稳当些。

二是弱化公共权力，许多东西能往下交就往下交，能够依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最好不要“统起干”。就像当年我们在生产队干活，挑土边、撕包谷可以计件，能干“包工”就不要吃“大锅饭”。

对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几百年前就看到了，特别是亚当斯密就特别推崇那只“看不见的手”，甚至有人说：“维多利亚女王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了9个孩子”，可见其看待权力的态度。因此，应该学学人家，更多的依靠市场平衡供求，调节资源，“官”们当好裁判，当好参谋，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就行了。

当然，我们国家大，群众的文化、觉悟、法律意识、自我意识差异很大，现在又出现较大的贫富悬殊，因此中国“官”的作用肯定比欧美发达国家的作用要大，不能按他们的说法，把政府搞得小小的，把“官”搞得少少的。但往“小”努力，往“少”做文章肯定是方向，不应该有丝毫的含糊。

对此，企业走到了前面。我曾经提到希望集团子公司的机构设置，在统一、精简、效能的一般原则指导下，其管理体系非常精干。我知道的上海希望饲料公司就只有7个主要干部。几个亿的摊子几个人就玩得风车斗转，并且，一个个干得非常起劲。

当然，人家解决了“能上能下”的问题，和你那个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的能上能下不一样；干不好，说走人你就得走人，不需要取证、不需要讨论，更无须考虑以后不好见人，因为主仆双方都知道什么是“双向选择”。

我们国家关于机构精简的文件发了很多，开的会也很多，多得来就连我们这些秘书都记不清楚。正如老一辈作家马识途《十日谈》中“再论文山会海”所批评的一样：一个县委书记一月收到文件资料13斤6两，怎么读？天书！

所以，文件也不要发了，来点真格的，像希望集团那样，干不好就走人。当然最好不提“干不好给老子爬”！因为听起来好像在骂我们农民工。

“世上官多不太平”这句民谚不知传了多少年，也不知还要传到什么时候，但愿越传传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令人疯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