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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段话，颇可概见其文内容和风格两方面的特色：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珞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

文中批判了豪门之奢侈，用的几乎完全是骈文。此外，仲长统的散文还表现出浓厚的个体意识。他自叙志向云：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

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宵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后汉书》本传）

这一节对理想人生的描述，体现了士人与政权的疏离、国家意识的淡薄和个人意识的强化。它反映着当时社会的两大背景：一是士族庄园经济的兴起；一是由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使得士人不再愿意把人生价值建立在为帝王效忠的基础上。这种人生观，是以前的汉代文学中所未曾出现过的，而与魏晋文学相一致。

东汉后期有名的政论家还有崔寔和荀悦。崔寔（生卒不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据《后汉书》本传说，他于桓帝时“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荀悦（？—２０９）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据《后汉书》本传说：“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可见《申鉴》和《政论》都是批判社会现实之作，文章风格也都是工丽整齐的。

东汉后期的著名散文家还有蔡邕。蔡邕（１３３—１９２）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曾仕为左中郎将，故又称“蔡中郎”。有《蔡中郎集》。他是东汉后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文章清丽典雅，开创了新的风气，在当时和后来均极受人重视。蔡邕的散文中也不乏批判社会现实的内容。如《宗庙叠毁议》在称赞了东汉前期各代君主的清明政治后说：“自此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建议废除东汉中后期各代君主的庙号，对东汉中后期政治加以否定。又如《荐太尉董卓表》说：“周遭奸臣孽妾，制弄主权，累叶相继，六十余载，火炾流沸，浸以不振，威移群下，福在弄臣，海内嗷嗷，被其伤毒。”批判的态度更为严厉。蔡邕所续修的东汉国史，也被王充比作与《史记》一样的“谤书”，遭到焚毁。即使他的常被人称为“谀墓”文字的碑文，也多处反映了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

除以上诸名家之外，东汉后期还有一些散文名篇，如陈蕃的《理李膺等疏》、李固的《遗黄琼书》、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书》和《崇厚论》等，也都反映了东汉后期的社会现实，具有相当浓厚的批判意识或个体意识。尤其是朱穆的《崇厚论》，说得尤为坦率大胆：“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这里引用老庄的论点，把“道德”解释为率任人的天性，而把“仁义”、“礼法”视为破坏自然而淳朴的道德的东西，在当时提出这一种伦理哲学，其实际意义在于否定统治者以“仁义”的名义和“礼法”的规定所确立的社会规范。这已开魏晋时期嵇、阮主张之先声。

除了批判性的政论散文，如秦嘉的《与妻徐淑书》和《重报妻书》这一种叙写夫妻感情的散文也值得注意。前者云：

不能养志，当给郡使。随俗顺时，僶俛当去。知所苦故尔，未有瘳损，想念悒悒，劳心无已。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又计往还，将弥时节。念发同怨，意有迟迟。欲暂相见，有所属托，今遣车往，想必自力。

所说均日常生活之事和夫妻离别之情，却娓娓道来，别有情致。像这样的散文，是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