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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表述人生志向的以抒情为主的赋。如崔篆的《慰志赋》、冯衍的《显志赋》、班固的《幽通赋》等等。汉赋久已以写物为主流，所以这一类赋的兴起，仍然是值得重视的现象。虽然此类赋作往往夹杂了宣扬儒家正统观念的成分，但毕竟是和纪行赋一起，显示了辞赋再度向抒情转化的趋势。其中以冯衍的《显志赋》最为著名。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西安）人。他曾追随光武帝，有功不封，后又罢官居家，很不得意，因作此赋以自述。《显志赋》实际也是纪行赋的形式，但不是写真实的游历，而是出于虚拟。所表现的情感非常激烈，在整个汉赋史上也不多见。如其中说：

兵革之寝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恶丛巧之乱世兮，毒纵横之败俗，流苏秦于洹水兮，幽张仪于鬼谷；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

这一种强烈的情绪，反映了经历两汉之交兵火的惨重破坏之后，人们对于战乱的极度痛恨，对和平生活的热爱。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辞赋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题材，即京都赋。最早扬雄就写作了《蜀都赋》，但因成都只是地方性城市，故影响不大。而后杜笃在东汉初写出了第一篇描绘京都的《论都赋》。描绘京都的繁华宏丽，既新鲜又适宜于发挥辞赋的特长，所以引起当时及后代文人的普遍兴趣，成为辞赋的一种重要题材。如傅毅有《洛都赋》、《反都赋》，崔骃有《历都赋》，班固有《两都赋》。以后东汉中期张衡的《二京赋》、西晋时左思的《三都赋》，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在东汉前期的京都赋中，则以班固之作最为著名。

班固《两都赋》是具有实际政治目的的作品，这一点和以前的大赋不同。在当时关于定都洛阳还是返都长安的重大争论中，班固力主前一种意见。他在《两都赋》中，比较洛阳与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劣，特别强调东汉在洛阳所实施的统治，比西汉在长安所实施的统治更符合儒学的理想。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两都赋》的艺术创造力。它的首要特色，是以描绘都市为中心，比西汉辞赋更为广泛地反映了人类生活场景，山水、草木、鸟兽、珍宝、城市、宫殿、街衢、商业、服饰、人物……，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气魄宏伟，景象壮丽。

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

在结构形式上，班固模仿了司马相如，以“西都宾”与“东都主人”的相互论辩展开内容，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模仿的痕迹。但它仍有自身的特色。在写作态度上，《两都赋》虽有夸张处，但这是在写实基础上的夸张，而不是司马相如式的驰骋想象、近乎虚诞的夸张；在谋篇布局方面，也更费匠心，如其中先写地理形势和社会殷繁的轮廓，而后再细写具体的宫殿及场景，或大段铺写，或一笔带过，都有严谨的考虑；在句式、遣辞方面，也追求铿锵的节奏与响亮的音色。总体上说来，《两都赋》既不同于司马相如赋的纵横疏宕，也不同于扬雄赋的瑰丽奇谲，而是自成一种典雅和丽的风格。京都赋的基本格式，也就由《两都赋》确定下来。

第三节　《汉书》与《论衡》

自汉元帝开始真正地、全面地重用儒生，推行儒术，天下群趋而研习今文经学说，于是在西汉后期的对策奏疏文中，继承董仲舒所开创的传统，引经据典，专门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讨论政治的风气盛行一时，形成了不同于西汉前、中期政论文的第二代政论文。在这方面，也出现了如翼奉、京房、贡禹、谷永、唐林等名家。在今天看来，这种文章实在是既缺乏思想价值，又毫无文学价值可言。

西汉后期只有极少数散文作品值得在文学史上提出。这里首先有刘向编著的《新序》、《说苑》。二书均广泛搜罗先秦至汉初的史事和传说，杂以议论，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点，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从文学方面说，其中所记录的大量故事传说和寓言，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如《新序·杂事篇》中的“叶公好龙”、《说苑·至公篇》中的“杯弓蛇影”，都是著名的古代寓言。另外，刘向之子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西汉后期的一篇名文。文章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指斥今文经学家的褊狭固执，辞气严峻，说理清晰。“移”后来成为文章的一个分类，便是以此为开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