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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里指出赋乃是以美丽的语言形式来描述宏大的世界。但他的作品，却不能不采用“曲终奏雅”、“劝百讽一”的扭曲形式。至于那些创造力不及司马相如、又生活在儒家思想统治越来越深化的时代的文人，他们的创作就更缺乏生气。实际上，汉代文学始终就是处在两难的境地中：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哪怕是表面上）成为儒学实践的一部分，才能得到认可而获得发展的可能；而为了这种认可，它又必须压抑自身的文学特质而难以发展。

相应的现象是：汉代虽然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文人群体，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尤其在西汉时期，这些文人作为“言语侍从之臣”（班固《两都赋序》），追随皇帝左右，以皇帝感兴趣的材料制作辞赋以取悦之，人格上缺乏独立性。他们也为此深感痛苦。如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偶”，“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汉书》本传）。东方朔也自知他这样的人“应似俳优”（《汉书》本传）。就是辞赋大家，汉武帝误以为古人而“恨不同时”的司马相如，也并不以文人为荣。他的人生理想，还是要作一个政治家或儒学学者。他羡慕战国时蔺相如的为人，改名“相如”，可见一斑。晚年司马相如因为对自己所处地位的不满，称病离开了宫廷。

总而言之，对文学价值更高的重视和更深刻的认识，文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还要等到魏晋时代才出现。

汉代文学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出现了普及于全国的文学样式，和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文学网络。这一点截然不同于先秦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并在后世得到长期延续的现象。

先秦时代的政治局面，是诸侯分封，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因而在文化上，也存在多元的地方文化圈。《诗经》有王畿的“雅”与地方的“风”之区别，“风”又有十五国风；

《诗经》全体又与楚辞构成南北文学的区别，等等。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首先为全国性的文学交流准备了条件。汉以后，地方性的文学样式渐渐消歇，代之以全国性的文学样式。以汉赋为例，西汉前期的辞赋，尚带楚辞所特有的南方色彩；中期以后的辞赋，则已吸收了先秦时代南北文学中的多种成分，如《诗经》的四言句式，楚辞的华丽表现，战国诸子散文的论辩色彩和夸张渲染的手法等等，成为全国性的文学样式。至于汉代才出现的五言诗，也不是在一个地方文化圈里形成的。虽然我们对五言诗如何萌发的情况尚不够清楚，但至少可以说，当它成熟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国性的文学样式了。

上述现象又同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文学网络的存在直接相关。先秦时代多元性的地方文化圈，虽相互影响，但却是平行的存在。在汉这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政治中心自然成为文化中心；它同地方文化不再是平行关系，而是统驭关系。文学风尚的传播，以京师（尤其宫廷）为中心向地方扩散，同时地方也向中央反馈。这情形犹如东汉童谣所唱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譬如汉代诗歌演进为整齐的五言形式，自然不可能是全国齐步一致，这一种苗头，也许在京城首先出现，也可能首先在某个地方出现，但必定是经过中央乐府机构的采纳，才能散播到全国去。

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使汉代文人具有宏大的视野，因而产生宏大的作品，这也是汉代文学值得注意的特点。像司马迁那种在全国范围内的漫游，颇有一种象征意味。他所面对的，不是彼此对立的许多诸侯国，而是一个广阔而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必须从巨大的时空意识出发，才能给以完整的描述，于是就孕育了规模空前、包罗万象的《史记》。《史记》在今天看来，是一部从“五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但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实际是一部人类史、世界史。作者已经把他能够认识到的全部时空内容包举无遗。当我们跟随司马迁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全世界的上下几千年历史上漫游，观察从帝王至平民的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喜怒哀乐时，我们也不能不被那广阔的历史场景和深邃的历史意识所震撼。固然，中国后来的历史大部分是统一的，某些朝代的版图比汉代还大，但后人已经缺乏汉代人那种第一次征服世界的新鲜感和恢宏气度（短暂的秦王朝，只能视为汉王朝的前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这样的宏愿，必须司马迁这样的天才方能实现。但其中所包含的巨大时空意识，却又是时代的产物。所以，汉赋虽然在今天看来颇觉板滞，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