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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在《新青年》二卷五号（1917）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又明确提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他的革新方针，就是把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不占主导地位、且为正统士大夫所轻视的白话文学的地位提高，用于取代与生活语言相脱离的文言创作。

①在实用意义、尤其是教育平民的意义上推广白话文，在戊戌变法前后已经很盛，并出现了不少白话报刊。这对于提倡白话文学虽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但两者却不能合一而谈。在当时一般观念中，“文学”是高雅的东西，连《红楼梦》之类也只算是“闲书”而不入“文学”之林的。

在“五四”时代能够提倡白话文学，以此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其必要的前提当然是它本身已经有了充分的成长，否则要提倡也无从提倡起。因为文学的语言并非真的“怎么说就怎么写”就行的，它要经过长久的磨炼才能达到纯熟，足以运用于优秀的文学创作。“五四”时代守旧的人们无法阻挡白话文学的势头，就是因为新文学的作家们以创作实绩证明了白话的“甚优美适用”，而新文学获得显著成就的时间跨度仅为十年，若没有前人的基础，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的。

胡适把历史上“白话文学”的范围定得很广（见《逼上梁山》）。但应该说，只有到元代以后，它才成为比较有意识的创作，并且形成大致连续、不断推进的过程。当然，正如胡适所说，在禅师和理学家的语录中，很早就运用了较为纯粹的白话，但这和“文学”毕竟相距颇远。它被广泛引入文学创作，不再局限于自然产生的简单的民间歌谣，这和前面所描述的元明清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有内在关联。

在广义的诗歌中，首先是元代散曲大量使用了活泼的口语，这一传统又被众多明代散曲家所继承。而散曲的语言风格的造成，是由于情感解放的需要。明中后期许多诗人对民歌俗曲的大力推崇，成为文学史上的突出现象，这里也反映着对典雅的古诗语言与体式的不满；唐寅和公安派的一部分诗作，还对此作出了破坏性的尝试。清诗是以精雅为主导的，但袁枚、龚自珍等均有不少率意之作；黄遵宪等清末诗人，更强调了扩大诗歌语言自由程度的需要。古诗语言和体式对情感表现的束缚是很早就被意识到的，打破这种束缚的尝试也早就出现。但相比于悠久的古诗传统，这种尝试容易显得粗浅和缺乏诗味，所以也容易回复到古诗传统上去，就像公安派后期的情况那样。只有在情感的解放和语言与体式的解放达到必要的程度时，才有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诗。“五四”新诗开始也是相当粗浅的，但由于坚持了彻底变革的方向，才终于获得较大的成功。

元明以来的戏剧也包含着大量白话成分，而白话小说的意义尤为重要。因为这里的语言是最为生活化的，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白话小说的繁盛，当然和它的通俗性与大众性有关。特别是到了清末，大量的白话小说借助新型报刊广泛流布，不管其水平如何，对于扩张白话文学的声势，无疑起了很大作用。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优秀的、真正能推动白话文学走向成熟的小说创作，其最有力的动因却并不是通俗性和大众性。我们试把元末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明代的《西游记》、《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海上花列传》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排成一个系列，可以看到它的发展趋向是传奇性逐渐减小，故事情节逐渐淡化，而人物的性格越来越平凡和多样化。作家们藉此描绘出越来越富于真实感的人物形象与生活场景，从而深入地表现出人类的生存处境和人性的复杂状态。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们自我关注、自我审视和探寻人生方向的需要。而小说要达到上述效果，必须使用鲜活的语言，追求文字表达的准确、生动、细致。由此不断增强了白话运用于艺术表现的力量，为新文学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例如鲁迅小说受外来影响是极为明显的，但苏雪林说他“好用中国旧小说笔法”（《〈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却也没有错。像《孔乙己》写孔乙己的形貌神情，就很有《儒林外史》的神韵①。当然，即使单从语言形式来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也从其他方面吸收了养料，包括“欧化”的成分。

①鲁迅《叶紫作〈丰收〉序》谈及《儒林外史》，说：“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他对不加区别地菲薄所谓“旧文学”显然是不赞同的。

尽管白话小说总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