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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个人被外部环境所包围和压迫而无从逃遁的感觉。《晓抵九江作》以“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写忧国之情，内容是向来的诗歌中常有的；但在这里，引起忧患的“风涛”与“家国”以主动的姿态强行挤压到诗人的内心，却是特异的表现。这种感觉在有些纯粹描写自然景物的诗中，也同样强烈，如《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

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

露气和水波幻化成活的生命，蠕动着向诗人涌来，而向来作为柔静的意象出现在传统诗歌中的月光，在这里却像无数茧丝要把诗人捆缚起来，还有像“江声推不去，携客满山堂”（《霭园夜集》），“挂眼青冥移雁惊，撑肠秘怪斗蛟螭”（《九江江楼别益斋》），自然都逼向诗人，向着他覆盖、挤压过来，震颤着他的神经。再如《园居看微雪》：

初岁仍微雪，园亭意飒然。高枝噤鹊语，欹石活蜗涎。冻压千街静，愁明万象前。飘窗接梅蕊，零乱不成妍。

微雪园亭，向来是诗家所爱的优美景象，在这里却呈现为令人窒息的世界。

现实成为无可逃遁的、具有强大压迫力的存在，而诗人的痛苦无法借语言的虚构获得消解，从客观原因来说，这是由于处于文化变异中的中国前景极不明朗，使人精神不宁；同时也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关联愈加紧密，难以退回到旧式隐士的情怀。但另一方面，这根本上源于需要自由空间的自我意志与压抑的社会总体环境的冲突，源于个人对外部世界敏感程度的强化。而所谓“压抑的社会总体环境”往往难以实指，似乎是无形的存在，所以诗人多用自然意象来象征它。这种感觉在后来的新文学中继续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实际已包含了现代文化的气质。

在上述意义上，陈三立堪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最后一位重要的诗人，他的创作也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古典诗歌形式仍有活力。事实上鼓吹“诗界革命”的梁启超对陈三立也有很高评价，称“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饮冰室诗话》）。

在清末民初，“南社”是一个活跃的革命文学团体，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这一团体在宣传反清革命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与政治上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处于对立地位。他们的诗歌艺术成就不高，但其中的苏曼殊情况较为特别。

苏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谷，曼殊为其僧号，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生于日本，母亲是日本人。幼年随父回国，为族人所歧视，多历磨难。后去日本学习美术、政治和陆军，并参与了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二十岁回国后，从事教育及翻译等工作，并与章炳麟、柳亚子等革命者交游。他一生曾两次为僧，踪迹无穷，行止奇特，性情放浪。有《苏曼殊全集》。

苏曼殊是一个极富灵性和浪漫气质的人。他能诗善画，还写小说，且通日、英、法、梵诸种文字，曾译过拜伦、雪莱的诗作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他既是和尚，又是革命者，而两者都不能安顿他的心灵；他以一种时而激昂时而颓废的姿态，表现着强烈的生命热情。

苏曼殊早期参加反清活动时所写诗篇，常在豪壮的少年锐气中渗透凄清之情，异于一般关涉时政之作。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之二：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在后来的诗作中，孤独与伤感的情绪愈发深长，如《本事诗十章》之九：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苏曼殊的情诗最为倾动一时。他一生与许多女性发生过感情纠葛，但既不能以此为归宿，又不能依佛家之说了断尘缘，总在空幻与沉溺中苦苦挣扎。下面是《寄调筝人》之三：

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