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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还是为了追求新的美的创造。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通过这种题材，诗人试图追求一种悲壮的美，使诗歌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力量。尽管由于南朝作家缺乏实际生活体验，这方面的努力不能说很成功，但这种尝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对唐代边塞诗的兴盛，也起了启迪作用。

对题材的选择，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注重强烈的抒情性。换言之，强烈的抒情性被认为是文学的美的最重要标志。钟嵘《诗品序》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月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

在萧纲的《答张缵谢示集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这些论述都强调能够“感荡心灵”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可以注意，这两篇文字都突出地提到了边塞题材。）前面引到萧绎《金楼子·立言》把“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视为文学的本质属性，这正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的必然结果。

追求美和新变，也引起了文学形式的不断演革变化。拿诗来说，五言古体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又有新的发展，表现手段更加丰富多样了。七言古诗在汉代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高，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显著的进步。以后又从中演化出两大分支。一种以七言句为主，而参以其他句式，长短不齐，富于变化，适宜表现激烈动荡的感情，这出于宋代著名诗人鲍照的创造；另一种是齐言的，即每句都是七字，篇幅较长，按一定规律换韵（大都四句一转），具有流荡的音乐感，适宜于铺写，这主要是在梁代形成的。与此同时，律体也开始形成。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提出“四声八病”说（即调谐平、上、去、入四声，防止声律方面的八种毛病），产生了“永明体”，它是我国律诗的开端。到了南北朝后期，五律已大体成型。在南北朝民歌中广泛运用的五言短诗，经过文人的改造，又演变为五言绝句体。七律和七绝在魏晋南北朝也有了雏形。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几种基本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追求修辞的华美，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这始于曹丕、曹植、王粲等人，以后就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逐渐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这种努力虽然也带来某些弊病，但总的说来，它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使语言更富于表现力。

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导权掌握在宫廷和贵族手中，作家的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高，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其美学趣味也带有明显的偏狭性。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诗歌，还是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动乱的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困苦，表现了作者期望建功立业的雄心，辞气慷慨，具有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其后阮籍、嵇康、左思等，也从不同的方面继承了建安诗的传统。但总的说来，建安以后的文学，尽管题材越来越丰富，但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及思想感情却缺乏联系。在修辞风格上，追求华美本来无可厚非，但南朝文学，却过于单一地倾向于华美。虽然，这里面也有清绮与秾艳之分，奥博与轻浅之分，典雅与近俗之分，但像古直、平淡、粗犷之类的风格，一般是得不到承认的。这当然不利于文学风貌的多样化。

第四，文学与哲理的结合。这是魏晋南北朝前期文学中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哲学思考蔚为风气，不过从根本上说，还是作家自我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的结果。阮籍的《咏怀诗》是把文学与哲理结合起来的最早的典型。诗中作者完全否定了传统道德对于个人人生的意义，排斥了将个体融化在统治阶级群体的事业中的可能，由此产生了生命的孤独感与虚无感，从而对个体的价值、它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解脱的可能与途径，从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思考。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也是富于哲理的内涵的。他们的诗有一个相同的出发点，即认为个体生命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从更高的意义上说，也是面对整个宇宙存在的；从自然的永恒、圆满、自足、自由来看待社会的动乱、虚伪、束缚，世俗的成功就不足道了。因此，他们的诗歌颂了在个体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中追求解脱、追求“适己”、“快意”的生活。

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