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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宇 原来在上海听过现场演奏的音乐吗？

辛丰年 很少。解放前，我住在上海那几年，被关在家里，不出去的。后来喜欢音乐，我不住在上海，住在南通了。难得有机会才到上海去，那是孤岛时代，音乐主要是给洋人、高等华人听，很贵，我就听过很少几次，那时候对古典音乐也是太无知了。解放以后，我听现场演奏也很少。特别在那时候，到中国来演奏的交响乐团很少。上海的本地交响乐队水平比较差，听了不舒服。这方面很遗憾，只能吃“罐头作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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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3）

1945年8月，辛丰年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原来的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在军中，辛丰年主要从事文化工作。1949年参加渡江，后随部队到达福建，从此在福建军中工作。1971年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回老家监督劳动。1976年平反，辛丰年主动要求退休，开始在家带孩子、读书、听音乐。

李怀宇 在抗战时，你对共产党是如何了解的？

辛丰年 也是逐步了解。就是看那些所谓进步的书：《西行漫记》、《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很向往。有对比嘛，在敌伪的统治下，当然向往共产党。另外也受文艺书的影响，比如说，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就影响了我参加工作。还有曹禺的《日出》，就是同情被压迫者，就想到这些人怎么样才能得到解放呢？

李怀宇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公子少爷，把自己划到剥削阶级里面去了？

辛丰年 我自己当然是属于剥削阶级了，从小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这些都是叫人觉得惭愧得不得了！这是一些因素，再加上朋友的影响，结交了一些追求进步、爱好文学的朋友。

李怀宇 什么时候跟章品镇先生认识？

辛丰年 1943年。1945年我就跟着他到解放区去，新四军就在苏中，我们参加的部队就是新四军。

李怀宇 你有拿过枪吗？

辛丰年 没有，当时我的眼睛已经是高度近视了，一千三百度。当时需要小知识分子，他们让我去做小知识分子的事情：宣传、文化。我不算老革命，1945年参加革命不算老了。

日本投降后，过了大半年的和平时期，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然后就是自卫战、解放战争，我们就到处跑，渡江也参加了。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去解放福建，一直打到厦门。本来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但是要解放台湾，所以就停在福建，一直到“文革”。从1949年到1971年都在福建，先是在厦门，后来在福州。

李怀宇 你在部队里做什么？

辛丰年 我在部队也是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我就当个助理员，助理员就是所谓干事，最后当了个小官——副科长。没有什么意思，幸亏没有当大的官，大的官在“文革”当中打击会大一点。大官要管的事情多，就肯定要犯错误。

李怀宇 为什么会在1971年离开福建呢？

辛丰年 “文革”来了，我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被打倒了，被审查了。断定我有问题，就把我开除，到苏北农村里去改造了几年。

李怀宇 严锋说，在农村改造的时候，他九岁那年，你和他一起翻译过《夏伯阳》。

辛丰年 那是开玩笑。那时候我在部队里自学了俄语，只学了一点皮毛，勉强能看一点比较通俗的俄文书，就带了几本俄文的书到乡下去劳动。苏联电影剧本中有一个《夏伯阳》，有空的时候我就把里面的故事讲给严锋听，他很感兴趣，要我把它翻译出来，我就翻译了一段。那个文章也不深奥，是电影文学剧本，比较通俗，当然也有文学性。我讲，他记，记了没多少，也没有兴趣再弄下去，不是真正的翻译。

李怀宇 在那时候能听音乐吗？

辛丰年 在部队时也迷音乐，但是后来不能公开地听，这是“封资修”中的“修”。在60年代有一阵比较开放，进口好多唱片，我去买了好多，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很贵，不过当时我已经有工资了，所以买得起，也不能公开地听。上班不能听，下了班回到宿舍里，周围都是同事，也不能大听。后来“文革”当中还算这个账，那时候我已经把这些唱片都处理了，可是人家还拿这个当作一个罪名。不过我还是尽量地打埋伏，有几张唱片舍不得扔掉，放在行李里，带到乡下去。唱机也带去了，但是到了乡下，也没有可能放。所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