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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我虽然在北京，后来也浮肿了。同事中因营养不良得病的不少。

李怀宇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了？

资中筠 “文革”不久，就到干校去了。像我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就有一些年轻人贴大字报，把我作为一个典型，说领导的干部路线有问题，重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因为我出国比较多。

陈乐民 “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们两人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她在国内，我是随代表团出国去日内瓦开会。一般开会回来，总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去接，那一次我们回来之后，没有人来接，我在车上的时候就问怎么回事。他们就讲：你到了机关就知道了。我一到机关，首先看到的是顶天立地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致出国人员书。副标题是：做保皇派还是做革命派，何去何从？我在国外工作，当时脑子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保皇派”，什么是“革命派”，觉得天下是要变了，接着就是“走资派”啊什么的。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7）

资中筠 我已经挨了不少大字报了。

李怀宇 在国外的时候知道她挨批的消息吗？

陈乐民 不知道。

资中筠 不通消息的。我的处境在“文革”时候跟他还不太一样。“文革”的重点是“当权派”，我们还好不在学校，在中央机关，连小科长都不是，所以还在“群众”中，没有被揪斗。我们在“造反派”和军代表眼里都是非劳动人民出身，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但是我出身问题更大，总比他突出一点。在“文革”之前，也被认为领导重用得多一点，我一年要出国八次，不但代表本单位的，而且被别的单位借调。比如说，五一、十一毛主席、周总理在天安门接见外宾，我总会上天安门，当时我自己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同事看在眼里，可能会觉得什么。所以运动一来，就觉得领导怎么对这个人这么重用，一开始就成为“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典型，被打入另册。

李怀宇 下放的时候一起下放吗？

资中筠 我先下放到京郊，他还在单位。后来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后，整个机关下放，我们全家连小孩子一起都到河南干校去了。

李怀宇 还好一家子在一起。

资中筠 一家子在一起，起先是男女分开住集体宿舍，大通铺。后来我们主动要求住在老乡家里。

陈乐民 不，在住到老乡家里之前，还给我们一间房。有一段稍微好一点，成了家的能够分到一间房子。再一段就是军代表提倡我们下去跟老百姓住在一起。

资中筠 后来自己建房子，在干校就有建筑队，先从做泥胚砖起。

李怀宇 下放了多久又回来了？

资中筠 下放了两年，我们算比较短的，因为尼克松访华。从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外文干部就需要上调。因为中央预料中美关系打破僵局之后，外事活动就会多起来了。那时候等于是中国完全闭关锁国，根本就跟外头没有太大来往。要是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那时真的已经有了长期做农民的打算，所以学劳动活还是很认真，怕一旦完全靠劳动吃饭自己养不活自己。

陈乐民 周总理有一个指示：外文干部外文不能丢掉。大家忽然又学习了，就《北京周报》还让你看，别的东西不让你看了。

资中筠 我那时连这都不想看。不但有读书无用论，而且觉得读书有害。

李怀宇 中美关系好转以后，你们主要做什么？

资中筠 从干校回来，“和大”没有了，那个地方变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了，我们就算是友协的干部了，当时我调在“美大处”——美国和加拿大，他调在“欧洲处”，在那儿主要做接待工作。

陈乐民 那时候中国很穷，却不惜工本，请来的人吃住都是中国出钱，而且大多是左派。所以来的这些人只会说好话，不会说坏话。我们主要是做外事接待工作。再有一种工作就是由中国主持的所谓国际会议。当时是联合第三世界和国际毛派，反帝、反修。我们的工作是在中外文之间翻译发言稿。

改革开放以后，陈乐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作研究员，曾任所长、欧洲学会会长，资中筠到中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