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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一个常识问题，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种常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常识问题，在30年前的中国，竟然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

可以肯定地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这是当时参与者的一致看法。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专刊主编的王强华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开始拨乱反正，但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阻碍着这一运动的深入，大家都在冷静地思索这个问题，后来才明白，这个“东西”就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如果不破除“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一观念，那么，包括“###”在内的许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于是，从根本上驳倒“两个凡是”，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制造舆论，就成了现实的必然要求。〔2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在谈到写作这篇文章的经过时也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后，正在全国开展的拨乱反正降温了。当时我就意识到要批判“两个凡是”，开始酝酿写文章。“我写实践标准这篇文章，目的很明确，就是推翻‘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25〕

胡福明写这篇文章是应王强华之约。两人后来对文章的写作均有回忆，但在写作时间上有出入。据王强华回忆，他约胡福明写这篇文章“真是很偶然的”。1977年8月，南京召开拨乱反正理论研讨会，邀请《光明日报》派人参加。考虑到王强华是南京人，而且《光明日报》理论部也在为拨乱反正作舆论准备，于是，王强华就去了南京。在研讨会上，胡福明发言，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错误的。王强华觉得胡福明的思想比较解放。所以，在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主动找到胡福明，想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文章，内容是关于批判“四人帮”、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但没有确定具体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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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3）

“不久，大约是1977年10月，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子，一篇是批江青提出的‘女人也是生产力’的，另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看了第一篇稿子后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认为第二篇文章立论可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战斗性不太强，于是就写信让胡福明修改。〔26〕

胡福明回忆的时间是在6月初，当时理论界在江苏省委党校开展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谁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的发言，论述生产力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会后，经别的同志介绍，我认识了王强华同志，他似乎支持我的观点，并约我写文章，但没有提出题目，因而我于1977年9月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另一篇文章一起寄给了王强华。”〔27〕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胡福明有过详细回忆。据他说，在确定选题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批判“两个凡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打算给“两个凡是”找一个“替身”。而这个“替身”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皆知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这样就不会有人反对了。他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找出一个同“两个凡是”相对立的原理来。“两个凡是”把毛泽东的指示当做先验的东西，无需经过实践检验。还有，“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也是先验的，不需要检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看来，“两个凡是”的要害就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于是，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文章的主题。

文章从酝酿到完成，共花了半年的时间。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成型。7月底，初稿已经完成。据胡福明说，这篇文章，是他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自己选定的题目，自己形成的主题，自己提出的观点，自己寻找的材料，自己拟定的提纲，自己撰写的文章。到1977年6月至8月，写成了七八千字的文章，于9月寄给了《光明日报》。

胡福明寄去的这篇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学说、理论、路线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是真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则应予否定，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