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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强度的最高峰，成为暴力的发动机。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多数人缺乏自我实现的强烈意识，甚至不知道想要些什么，他们非常容易受别人影响，宁愿追随一个自信的领导者，而不愿意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马斯洛在加州做管理咨询时就得出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姆和其他思想家一样的结论：“许多人都害怕作出自由选择，情愿别人替他们作出决定。”［美］A。H。马斯洛：《权力主义的性格结构》，载《洞察未来——A。H。马斯洛未发表过的文章》，［美］爱德华·霍夫曼编，许金声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事实上，在勒庞的时代，持此观点的人就已不在少数了。帕雷托认为，所有的个人从出生起就具备一种性情，要么是“统治者”（ruler），要么就是“随从”（follower），而大众注定会成为“随从”，因为大众既不能表达自己，又冷漠无情，不适合统治。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6）

勒庞认为，人民勒庞将人民分为两种，“第一类包括农民、商人和各种各样的工人，……第二类包括了那些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渣滓，这一群人受到犯罪心理的支配，是国家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71…72。具有大众心理的特征。一方面，他们听凭感情的冲动，而不是理性的指引。另一方面，他们轻信领袖的煽动而不是个人做出判断。勒庞从大众对领袖的盲从以及情感加速度两个方面解释了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行为。

勒庞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将情感因素融入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他断言，“迄今为止支配人类行为的还是感情和信仰……”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1913，p。81。在描述大革命中人格的心理特征时，勒庞抽去了理性，反而以“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狂热”等情感特征代之。

勒庞认为，法国大革命中人们的种种行为正反映了大众的这样一种心理。他认为，尽管在革命的过程中，人们通过追随夸大了他们所受到的刺激，从而在革命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如若没有领袖，人民就无所作为，他们从来就不能引导自己的行动。在勒庞那里，领袖成为大众情感与意志的源头，“如果没有一个领袖，大众就是一盘散沙，他们将寸步难行”。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05。正是领袖赋予群众一个同一的意志，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于这一意志。

勒庞认为，那些高明的政治家凭直觉洞察了这一点。他们知道，大众过于敏感、轻信、缺乏远见，只需要以断言、传染、重复和威信就可以说服他们。这样，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那些领袖们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把“人民”抬到无以复加的至高位置。他指出：

不管是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派，还是今天的雅各宾派，无一不把人民这一大众整体奉若神明，它不必为其所作所为负责，并且它从不会犯错误，人民的意愿必须得到满足。人民可以烧杀劫掠，犯下最为可怕的罪行，他们今天把自己的英雄捧上天，明天又会把他贬得一文不值，他们就是这样。政客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吹嘘人民的崇高美德、非凡智慧，并对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俯首帖耳。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70…71。

勒庞认为，人民主权原只是一句空话，那些革命者正是借重于“人民主权”的原则将他们的教条强加于人。就像米诺牛是国王米诺斯展现强权的工具一样，“人民”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是人为制造出来以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7）

勒庞断定，罗伯斯庇尔主义者就是这个嗜血之神的制造者，他们制造了一个摩洛神，需要不断地以生人作为献祭。这些罗伯斯庇尔主义者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他们试图通过武力推行这些真理；异教徒被消灭乃是罪有应得。为了传播他们的信仰，这些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完全沉溺于演讲和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