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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滑跑、降落都需要比这更长的跑道。要在这里起降,难度相当大,要求驾驶技术相当高才行。
老人说,当时还挺担心的,现场的气氛有些复杂,此时如果出现的是一架直升机,也许还好些。
都是天天和飞机打交道,对飞行真是太熟悉不过了,正想着,C…47飘飘悠悠顺着那条“备战”路还真下来了,舱门洞开后,也就不管那么多了,大家伙一拥而上。
老人们都说,天天都和飞机打交道,维修后试飞时上天兜一圈也是常事,但像这次,在一个城市中,用现在的话就是搭着“飞的”上班,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下可算长见识了。
汽车不能通行的路,C…47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走完了。
再问老人:是谁驾驶的飞机?
梁鹤英:“记不太清,但应该是夏普,因为公司的飞行员都在汀江——昆明的驼峰航线上飞行,他是公司机航组主任。在加尔各答,也只有他有这个本事让C…47降在那样的地方。那次他把一架快散架的飞机从南雄飞到加尔各答,弄得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一个个性张扬的人,碰上这个机会,他应该是不会放过的。”
是夏普。
罢工(二):大敌当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罢工”
记得在一次采访中,隐约地听到一位老人说过“中航”也曾有一次罢工,邦德日记也很含糊地提到此事,于是在我印象中,一直都认为这是继印度人罢工后不久中航自己的一次罢工,也在加尔各答。直到写下这个题目后,晚间和梁鹤英老人在电话中闲谈时,老人听说我写“中航”在印度的罢工,在话筒那一边,明显感觉到老人急了:“没有、没有,我们在印度肯定没有罢工。大敌当前,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哪还有心思去罢工啊,再说,罢工不外乎是增加薪水、减少工作量、提高待遇什么的,我们拼命干还怕每天干得少呢,罢什么工啊!”
再问老人,在加尔各答肯定没有罢工?
老人回答:“起码,我在印度三年,没经历过。”
陆元斌:“飞‘驼峰’的三年多时间,大家都异常紧张,不仅飞行员如此,地面的机务、商务人员更是忙碌。无论是潮湿酷热、还是大雨滂沱,排除故障、维修飞机,迅速装卸货物、编制舱单,都是在最快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人目的只有一个——使飞机尽快起飞。大家忘我地劳动,效率极高,在‘驼峰’飞行期间,由于机务或商务原因而耽误飞行的事,就我所知,还没听说过。”
想想也是,老人说得对。中国人在外辱面前,从来都是空前团结,一致对外,说老人在加尔各答罢工的确是没有道理。
但还是有疑虑,连续问了几个老人后,老人们说,真正的“罢工”有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是“中航”公司从加尔各答回迁到上海龙华机场以后,起因老人们说也是由于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后引发众怒,此时,抗战已结束,没有“大敌”了,于是发生了罢工。
老人的话只是讲述了表层,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件重大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实质,如果单是一桶润滑油就造成整个“中航”公司的动荡,肯定有深层次的“罢工”
因素在其内,诸如中美双方待遇不平等,中方副驾驶升迁慢
没错,之所以后来导致全体罢工,矛盾全在中美双方的待遇不平等上。
可王承黻和“中航”顾问亚瑟·扬在1943年9月提交交通部的报告中,确实提到了出现罢工的苗头。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儿?不是“真正”的罢工有没有?
再一次请教黄元亮,听完我的陈述后,老人沉思片刻,然后告诉我,在加尔各答是有一次,但不是罢工,而是通过工会和美方协商。因为那个时候,抗战是每个人心中的头等大事,不会出现罢工这一说。
第十五章 地面大配送(5)
起因:美国领班让一位中国青工看修好后的C…47还有多少存油,也许是天太热、也许是那名青工认为这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他随便报了一个数。
几个小时后,此事“东窗事发”。一开始,也没有人往心里去,这也不算什么事啊。
但在合资的“另一半”中,这,就是天大的事件。美国领班没有通过中方,直接将此事上报他的顶头上司,据说,没多长时间,给这个青工还安了一个“罪名”,要将其开除。
大家这才着了慌,在这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开除一个人,让他去哪儿?直接去找美方,对方不应,于是,大家忽地想到了,自己还有一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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