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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这回,我真的遇上贵人了!我回到家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正秀听了,也高兴得彻夜未眠。我们谈论着,盘算着,只要能离开南山这块是非之地,过上几天清静的日子,随便调哪里都心满意足。
可这次调动毕竟还关系到妻子的工作,全家的生计,对未来的新单位我们还是想了许多许多。我以为进县城是不可能的,也不敢存这种奢望。局党委能把我们调去,由场派教师转为国家教师,吃皇粮,用皇钱,已是仁至义尽了。再说我们全家都是农村户口,如果进了城,光上户口就难上加难,再麻烦局领导,那就太得寸进尺了。我哪敢把好事想到这个份上。我和妻子最后只是想,能调到一所规模较大的农村中学或小学就好了,这样对解决正秀的工作问题就多一点希望,只要能拿工资就不愁生活。如果能到垦殖场学校那就再好不过了,那里安排工作空间更大,毕竟我们在国营农场待惯了。可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犯了难。听说现在调动工作都要自己找单位,主管部门只是负责给办手续。如果教育局要我自己去找接收学校怎么办?前一段时间,我活动了那么久,一点收获也没有。现在又去求人,还会有什么结果呢?想来想去,越想越觉得难。最后只有自我解愁:嗨!别想这么多,还是按金县长说的,先去办,一切到时候再说。说不定车到山前就有路!
第二天,我向a领导提出了我的调动要求,请他高抬贵手,放我一码。
a领导问我:“你想去哪里?”
我拐了个弯子说:“不知道。你答应放我,我再去找单位。”‘a领导没说放也没说不放,只轻轻地“哼”了一声走了。
一九八七年下学期,南山领导倒是优先考虑了我的调动问题,只是把我从中学调到了小学。不过a领导也没让d坐上中学校长的交椅,而是亲自从外地请来一位公办教师任南山中学校长。
弱者为什么总是这么窝囊?被人宰割了,还说是工作需要,属正常调动。领导把我从中学副校长调任小学正校长,还能说领导亏了我么?至于那些是是非非的问题,能向谁说呢?告状么?人家有无数条理由,无数条渠道开脱得一干二净,谁会相信你一个平民百姓片面之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尽管这些年来我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怨言,但一直没闪现过向上级党政部门反映的念头。
我忍气吞声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认为,我是a领导提拔的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把一切都忍了下来。我希望他总有一天能明白真象,能回过头来想想!但是这一天何时能到?其实他现在可能什么都清楚明白,只是走远了就是不想回头。身处困境的我,尽管深知走投难寻路,可心里还是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
现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线光明。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如果第一关就被卡住了,调动就有可能泡汤。想到这里,心里又涌现一阵无奈。有时我也想,万一走不了就算了吧,在南山呆了这么多年还不过来啦。但是我了解a领导的性格,他既然盯上我了,往后的日子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左思右想,前后总横着一个“难”字。
然而,事后我才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永远都不是孤立的。不管是谁,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必然引起周围人群的各种反应。支持反对,赞赏唾弃,同情厌恶……,这些褒贬迥异、是非分明的情感表白,总是要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或近或远地扩散流传。这是正义的评判,公正的土壤。所谓凡事自有公论,不管你信不信,它确是一种社会主流,不以你我也不以a领导d老师的意志为转移。正是这种社会主流,使许多沉冤昭雪,把无数坎坷荡平,为弱者撑腰鼓气。我——一介平民,与a领导d老师之间的一场风波,居然惊动了上级领导,并在他们的支持下,让我因祸得福,一举改变命运,就是一个例证。
县委领导大概是在八六年底考察基层班子的时候,就知道南山中学有这么一个校长有这么一件事。记得那年年底,有几位场领导先后对我透露,说县委领导来南山考查班子时,他们都谈到a领导与我的关系问题……。听语气看表情,显然对我不怀恶意。
我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的预备党员,可是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底,已经预备了三个年头,还在预备,这就又让组织部领导知道了金成这个人和金成这件事。场部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告诉我,在一九八七年底召开的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县委组织部的龙部长在总结报告中曾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一个单位,预备党员拖了近三年,既不给人家转正,又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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