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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点远吧！”

“万一要来了，不见我们又该着急了。”

那是中心县委的领导干部，来参加的一次地下党委会，也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会。

芦花望着满天88的细雨，催促着：“走吧，谁知那些人怎么搞的？船还不来！”

“再等等看！”于二龙坚持着。

“你真是像俗话说的那样：傻汉等老婆了！”说到这里，她可能发觉到这句话运用得不那么妥当，扑哧笑了，连忙改口：“好吧，你要等就不勉强，我可情愿多走两步，看谁先到吧？”她抖了抖蓑衣上的水珠，吧嗒吧嗒地走了。

她已经走出好远，湖面上是洋洋洒洒的冷风斜雨，水鸟的影子都瞅不见，于二龙踌躇了，便招呼着：“芦花，等着我。”紧走两步追上去。

也许是侥幸，他俩算是免去落入敌人兜捕的网里，那时，人们的斗争经验还差，对于渡船未能按约而来接应，竟一点没引起警觉，好像万无一失，绝不会出事似的。其实，城里的鬼子和那时还不是汉奸的王经宇，彼此默契地从两个方向朝沼泽地摸过来，企图一网打尽，扑灭石湖刚刚燃烧起来的革命火焰。

经过最初的较量以后，措手不及的反动阶级开始反扑，他们凭借人力、物力、甚至心理上的优势，来围攻小小的石湖支队，革命进入了第一个艰难的低潮期，那已是一九三九年的事情了。

芦花边走边问：“二龙，上级会不会叫我们扯下红旗，散伙拉倒，回家当老百姓去？”

“凭什么？”

“我想也不能吧！”

这个把生命都曾献进去燃烧的神圣的火，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叫它熄灭的。可是，在那青黄不接的梅雨季节里，哦，抗日游击队的苦难岁月，可不大容易熬呀！于二龙是一队之长，他不怕人们的米袋子瘪下去，而是怕老林哥脸上的笑容开始消失，那简直是最恐怖的不祥之兆，意味着灾难就要降临。因为他生性乐观宽心，从不发愁，即使前脚迈进地狱的门槛，人们也相信他还会哼着轻快的小曲。只要有半点指望，他脸上也绝不会有阴影。如今，不但无米下锅，甚至他的火镰火绒，也都湿得捏出一把水来，那个连火种都失去了的春天，实在令人心寒哪！

游击队员拖着沉重的脚步，和缠在脚板上的大团黏泥，裹着湿漉漉的衣衫，和透心的凉气，使队伍越走越吃力，越缓慢，敌人也越是容易接近，总是盯着屁股紧追不放地袭击着，围剿着。他们从这个村，转移到那个村，有时候，村边都不敢沾，因为那里难找到可以藏身立脚之地，谁让他们是一支缺乏群众基础的队伍呢？只好在芦苇丛中，荒草滩上，灌木林里，湖心的岛子找地方宿营。冷哪！尽管那不是冬天，却比冬天还冷；直到后来，他们悟过这个道理来，把心和老百姓贴在一起，才明白真正的春天，是在人民群众中间。

缠绵不断的梅雨，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它不是下在人们的身上，而是下在同志们的心里。游击队长会不知道么？凉丝丝的一大块在心口洼着，那是什么滋味？顶好喝上一大碗热面糊，使浑身发霉长锈的关节缓解开。但是办不到呀，纵使有了干柴，找到火种，一旦举火冒出了烟，鬼子的汽艇和讨伐队，王经宇的保安团就会赶来的。

艰苦的岁月对人的意志是严重的考验，队伍愈来愈短，有的人打个招呼告辞了，不干了；有的人吭也不吭一声，悄悄开了小差；有的人甚至拖枪叛变，投降王经宇去了。加上负伤的、生病的不得不离队的人员，于是剩下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参加较早的老同志。好像是个规律，在队里呆的日子越短，离开得也越早，惟一的例外，只有一张不曾动摇的新面孔，那就是王纬宇。

尽管那个高门楼公鸭嗓管家，肩负王经宇的使命来找过他，希望他回去，不要跟渔花子混在一起，并且不念旧恶，原谅他把老兄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败窜，寄人篱下的往事。但王纬宇却把这个公鸭嗓绑来，交赵亮和于二龙发落。

“搞啥名堂？”于二龙并非一点警惕心理都不抱：“也不能扒开肠子看看，他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

梅雨季节下得人心烦意乱，雨一阵密，一阵疏，以致人的心灵也成了阴沉沉彤云密布的世界。芦花又问：“说不定会把我们调到别处去，例如去滨海，跟老江一块干。”

“谁也揣摸不透上级的心思……”

她望着苍茫混沌的石湖，惋惜地说：“就这么丢手走了，真不甘心，好不容易开了个头。”

“谁不是呢！热土难离啊！”

她突然激奋地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