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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更短距离的堡垒推进，这就愈使我们失去无堡垒的较长距离的消灭敌人的机会，并反被敌人监视与钳制了，而失去秘密与迅速去消灭在其他方面采取跃进或急进的敌人的机会。这种对峙最疲劳兵力，消耗弹药和有生力量，有时却收不到什么好的结果！”

但李德、博古认为*是毛泽东的嫡系，所主张的那一套仍然是毛泽东所积极倡导的游击战、运动战，拒不采纳，仍然命令红军主力坚守阵地，与强敌对峙。

彭德怀眼睁睁地望着坚守在所谓“永久工事”内红十四师的一个营，在敌军密集如雨的炮火轰击下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竟全部活埋在堡垒里，无一生还。

从四月十日到二十八日，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5500余人，受伤20000余人，而国民党军仅伤亡2600余人。

广昌战役刚结束，彭德怀当面痛斥李德瞎指挥：“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简直是“崽卖爷田不心痛！”“无耻下流！”

在后方的毛泽东也对广昌保卫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广昌保卫战对红军来说，是一场大灾难，毫无战绩！

鉴于广昌保卫战失败的教训，五月四日，*再次致电李德，再次建议实行运动战，反对“过去那样以主力逼近敌人，与敌对峙”的战法，主张我军主力“宁可多走一点路，宁可万一扑空，只要时间赶得上则应当去赶那个机会”。

但李德对*的建议仍置之不理，仍命令红军主力继续采用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法。

方国安老将军是湖南平江人，一九三○年参加红军。二○○六年，九十五岁的老将军告诉笔者：五次反“围剿”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开始到一九三四年长征开始，差不多打了一年，这一年基本上没有打什么胜仗。李德顾问到处分兵把守，不让敌人占领苏区一寸土地。敌人也有经验，过去长驱直入，经常被我们消灭一路，消灭一边，五次“围剿”最多进二里路或一里路，就修碉堡、筑工事，还修公路连接起来，第二天再进，结果中央苏区就一天天缩小了。

原红一军团一师司号员、八十八岁的老红军张生荣，一九三○年时就参加了红军：江西反“围剿”时他是“左”倾，与敌人碉堡与碉堡相对。但敌人有炮，我们辛苦一夜修筑起的碉堡，第二天敌人一炮就摧毁了。我们没有炮，步枪子弹都很少，都靠缴敌人的，自己用土硝做的子弹打不远也打不准。

当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并没有完全循规蹈矩，偶尔也会露出一手毛泽东所倡导的“诱敌深入”战术。

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指挥红一军团主力、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在温坊地区设伏，歼敌东路军第三师八旅，九月三日又击溃敌第九师附第三师余部共八个团。红军仅以伤亡700人的代价，毙伤敌2000余人，俘2400余人，缴各种枪1800余支，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少有的一次胜利。

然而，局部的胜利毕竟无法挽回大局的失败。

到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毛泽东呕心沥血数载开创出来的江西苏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李德还为大军转移精心制订了“甬道战术”。

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将军是这样评价李德的“甬道战术”的：一、三军团为左右先锋，八、九军团打接应，后面由五军团担任掩护，中央军委直属队在中间，坐的是五个人抬的轿子，搭的架子很大。

彭德怀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更让人不可理喻的是这支大军的行进秩序。

这支大军主要由红一方面军和中央纵队组成，从江西出发时约86000人。

红一方面军下辖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拥有70000余人马，各种步枪35000余支，轻重机枪750余挺，中小口径炮15门。

中央纵队分为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约4700余人，代号红星，主要由中央军委及直属机关组成；第二纵队约9800余人，代号红章，主要由中央政府及下属各部门人员组成，此外还有5000余人的挑夫队，挑夫队肩上压着几百万块光洋和数额巨大的苏区银行纸币、无数的纸印宣传品、兵工厂的车床、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X光机、甚至屎盆尿盆脸盆。

“长征初期简直就是大搬家，什么也搬走，坛坛罐罐什么也舍不得丢！长征一开始，前卫部队走得很快，中央纵队每天就走得很慢。整个队伍稀稀拉拉的，像条长龙，前后相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