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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交通大道附近的居民，迫向偏僻山区迁徙。所有人畜粮食和家具等，都不许存留室内，使红军过境时无从给养而增加行军作战上的困难。

时任全州代理县长兼民团司令的虞世熙也说：

至于空室清野，划定恭城、灌阳、全县、兴安等县，先行举办。

于是，桂北交通沿线的村庄犹若水洗一空，已渺无人烟，绝大部分村民闻风而动，携老挈幼，躲进偏僻山区，粮食、用具，凡可食、可用之物，皆藏匿到山上，只留下空旷的乡村，空旷的田野，空旷的……

白崇禧所使出的这招坚壁清野，给日后红军过境桂北时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饥饿、寒冷、死亡，像幽灵般时时困扰着红军，使红军在荒无人烟的桂北山区行进时，仿若无水之舟，无源之泉，寸步难行，每前进一步，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换句话来说就是红军在桂北不得不用无数烈士的血肉之躯铺垫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来。

一九八六年；兴、全、灌三县党史办调查红军过广西的情况，时年七十一岁的兴安县华江乡瑶民黄月英老人说：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来了红军。国民党到处造谣说，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杀人放火，见人就杀，见妇女就抢。所以，我们村里的人听见红军来了，都躲上山去了。

资源县两水街八十二岁的李洪宝老人，七十二年前就跟随着父母躲藏在山上：

红军未来之前，国民党宣传红军杀人放火，把人全杀光的。我父亲就在山上扎了个茅厂，将粮食、红薯所有能够吃的东西都藏到山上，连锅都挑上山，猪牛鸡鸭都赶上山。红军来的时候，我们全家在山上躲了好几天，一直到红军过完了，我们才敢回家。

龙胜县江底村八十五岁的瑶胞邓龙炳老人告诉笔者：

那时候凡是有大兵梁子路过，老百姓都要躲的。红军来的时候，老百姓不晓得红军是什么人，大家以为是土匪来了，我们全村的人都*了，走到山上躲起来，直到红军走了，大家才敢回村。

后来红八军团无线电队政委袁光回忆过广西的情景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一路上虽然看到过几座苗寨，但寨子里空无一人。苗寨同胞素有搬迁的习惯，过去我就听说过“桃树开花，苗子搬家。”可是在反动派的欺压下，苗胞们只能向山高林深的地方躲避。大概是因为他们分不清红军与反动派的区别，听到红军来到的消息，也同往常躲避汉人一样，在山上藏身了。这些苗胞跑山极快，有时前卫部队看到人影，三转两转就再也找不见了……在苗山上，连人影都找不到，又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呢？连续的山地行军，使同志们相当疲劳，最糟糕的是粮食快吃光了。

白崇禧收回目光，微侧过头，望了一眼紧随在身后的虞世熙，眼神里充满了自信和期望。

除了坚壁清野，白崇禧还使出更狠辣的招数，就是邻近湘、黔两省边界县的县长一律委派军人充任，实行军事化管理，加强军事控制。

据参加过南宁军事会议的原桂林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长虞世熙后来回忆当全州代县长那段经历时说：

最后，白崇禧提出邻近湘、黔两省边县的县长一律委派军人充任，以便计划防守和指挥作战。这一议题决定后，白崇禧首先要陈恩元推荐一个军人充任全州县长。为此陈恩元曾两度和我商量人选问题，我前后建议调现任武鸣县长陈良佐、黄壎（保定军校毕业）充任。据谓，白均不同意。接着在白、陈两人商议下，决定要我去充当。

曾参加编纂《全州县志》并担任过全州县志办主任的唐楚英老人告诉笔者：

国民党将全州军事化，派桂林民团司令部参谋长叫做虞世熙的来当全州县长，这个人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人士。国民党一贯用的战术就是有乱的时候就派军人当政。以后解放战争的时候，派蒋文度当县长，也是带过兵的，懂打仗。

军事化管制下的桂北各县颁布了一系列“防共剿共”的奖励办法：

凡缴获*一支枪者，奖励两块光洋；

杀死一个*者，奖励四块光洋。

生擒俘虏一个*者，奖励八块光洋；

白崇禧在桂北大地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式的死亡阵地。

该想的都想到了，该防的都防到了，现在的广西仿若铁板一块，构筑起一道密不透风的防御墙。

时年四十一岁的白崇禧踌躇满志：只要红军胆敢侵入广西，就准备放开手脚，与红军大战一场，让红军晓得广西的厉害，同时一展平生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