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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也吃不消了，汪洋厂长跟中影公司握手言和：“你们把北影全拿去吧！……

斗争失败了，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

制片人对影片自产自销的理想并没有破灭。

一个制片人对记者说：“中国的事情，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是办不成的。不要把我们的行动变成与中影公司双方的吵架。这种吵架没意思。必须从体制上真正动手术。”

对贯彻落实著作权法，这位制片人信心不足。他说：“有了著作权法，也许能理顺体制。但是，也许由于这种体制，而无法落实著作权法。著作权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与现行体制是有冲突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客观上就不会给你这个权利。要触动现有的电影体制很难，要突破就更难。即使电影局，也没有这个力量。中影公司的后台是财政部，是中央的收入。改成自产自销，就等于把权利交给了地方，等于中央损失每年几亿元利润。这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是更大的体制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力量与中影公司抗衡。制片厂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护自己。说实话，我们根本无法告人家侵权，也不知道该上什么法庭去告。”

电影界普遍反映，电影著作权保护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制片厂本身能够解决的。

比如说电影作品的完整权，就很难保证。一部电影从生产到发行要经过多级审查，即使电影局审查通过．也还会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小到一些地方机构要求停止放映、停止拷贝，大到上面某个部委甚至某位领导提出问题要求修改。有些电影拍摄时动用十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耗用大量资金，就那么几个人一商量就给“枪毙”了，有的电影已经放映又被“追加枪毙”。没有电影法，著作权法很难保护电影著作权。

再比如说电影剧本的稿酬，也很难提高。目前电影剧本的酬金是一个本子三千元到六千元。一般作家不愿意写电影本子，稿酬这样低，还要屡受磨难，不知道最后能否通过。电影局在上海召开座谈会的时候，与会者反映说，目前中国之所以没有好电影，是因为没有好本子；之所以没有好本子，是因为没人写本子；之所以没人写本子，是因为酬金太低。50年代，一个电影剧本的酬金是一万元至一万五千元。现在物价涨成这个样子，酬金反而大大降低，这怎么能说得过去？根据这些反映，电影局决定适当增加剧本稿酬，将每个本子的酬金提高到一万元，但是，计划报上去了，财政部不批准。这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剧本酬金提高了，导演的酬金怎么办？摄影师、美术师、曲作者、演员的酬金怎么办？电影作品的酬金提高了，文学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等稿酬怎么办？

一连串的“怎么办”，也是一连串的“很难办”。

在文学著作的稿酬规定出台以后，应当接连出台的电视作品稿酬规定、音乐作品稿酬规定、音像作品稿酬规定、美术作品稿酬规定、戏剧作品稿酬规定等，都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有的至今仍没有出台。

如果说围绕稿酬问题展开的争论，主要是由于国家经济条件引起的，那么，还有一些争论，则主要是由于思想认识问题。

从根本上讲，著作权法不是限制作者权利的法律，相反，它是保护作者权利的法律。国际版权界一致认为，无论什么样的作品，一旦产生，作者就获得了当然的著作权。中国著作权法草案，最初完全排除了从意识形态方面对作者权利作任何限制。应当说，这是朝着国际版权保护标准迈出的一大步。

然而，这一大步不得不退回半步。

在人大常委会的审议过程中，一部分委员指出，草案没有充分照顾到中国的国情。

一位老资格的委员尖锐地指出：“这个法没有反映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经验。难道，我们对什么作品都要保护？”

一些委员则进一步具体地指出：“难道对反动的、淫秽的作品，我们也进行保护？”

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沈仁干在会场上就此问题向委员们作出解释。他从立法的规范上说，对反动、淫秽作品的限制是出版法范畴的问题，而不是著作权法范畴的问题，出版法与著作权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一个日后被人戏为“著名理论”的比喻——“这叫‘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沈仁干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但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就立即炸开了。一些委员很激动地向他提出询问和责问。“照你这么说，黄色的东西也不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