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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再是难乎其难的事情，一直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也就会得到解决，当政府不必从出口企业手中购买大额外汇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货币投放量将会被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对房地产市场中汹涌流动的资金，无疑会起到釜底抽薪的功效。

其次，放开产业投资空间，同样能够缓解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当国家放松对大型投资方向的垄断和控制时，无疑代表着为中国民间资本找到了一条全新的出路，比如说，打造一个全国性的通信网络、或者是建立一个大面积的私营航空网络，无疑会将巨额资金从楼市中引导出来，一下子减少几千亿的流动性资本，同时还会起到促进产业良性竞争的作用。

再次，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就意味着在空间上放开了资金的扩张领域。

当国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环境给予优化的时候，无疑可以让产业投资的空间广阔度提高，同时也令投资者的回报率得到提升，对于可投资渠道的狭窄现象，意味着巨大的改善。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现行的分税制与政绩考核标准进行修改。当这一点实施开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将房地产市场结构的弊端彻底摧毁。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在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权大为减少，而事权却反而增加，这就代表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变得明显不对称，呈现出一种“小马拉大车”的态势。由于受制于利益因素，使得地方政府绝不愿意认真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绝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既得利益。因此，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使财权向地方财政倾斜，或是由中央政府承担一部分归属于地方政府的事权，改革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才能让地方政府在财权得到保障的同时，认真地落实中央的调控措施。

除此之外，只有对现行的政绩考核标准进行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业的保护心态。

我们知道，在初步满足了温饱，得尝利益果实之后，中国民众很快便接受了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念，这就是以金钱为核心利益的概念，社会基础也很快地从意识形态转移到了财富。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之中，政府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其中，对于国民经济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是各地政府的“GDP”主义。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中，对于GDP的重视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即使在对官员进行考核的时候，也将GDP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性标准。于是，许多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更高的GDP增速，便十分热衷于将地价、房价推往极不理性的高度，以此来提升其所辖区域内基础建设的动力与能力。

然而，在真正的经济学中，GDP只是一个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而已，GDP增长速度快、增幅高的国家，其民众幸福指数未必高，反之，GDP增速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国家，其民众幸福指数未必就低。而当地方政府单一重视GDP，甚至在经济活动中极度热衷于“GDP”主义的时候，无疑相当于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

以上各种措施中的任何一条，都拥有着更长远的考虑，也拥有着更理想的效果，然而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末尾中所说的那样，许多积重难返的事情，并不会遵循着其他方面的期望，也不会考虑到自然存在的规律，一旦固定下来的事情，想要做出更改就会变得很艰难。

因此，上述建议中的大部分，在现时的条件下不被重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然而，许多建议可以不被重视，民生问题却不能有片刻的迟疑，对于已经成为弱势群体的大部分中国民众而言，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就意味着这种弱势处境的长期继续，所以，权衡到各个方面的因素，提出最具备可行性的方案，仍然是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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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必须成为住房上的保障

我们知道，无论古今，无论任何一个国家，住房的问题都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言：对于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而言，是没有什么能够战胜它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中，无不深谙安居乐业之道，自然也就将政府在住房建设方面的责任，以法律的形式给予明确。

比如说，西欧发达国家之一的荷兰，早在上世纪伊始，就颁布了专门的《住房法》，其中明确规定——政府应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补贴和制定建筑规范，政府在住房市场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而在其宪法中，更是强调”提供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