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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力量，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我们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市场经济的历史传承

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民间资本的成长，有着历史性的传统；也正是因为如此，任何无视于这一点，尝试着对民间资本进行打压的政府，在实际上都代表着一种倒退。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和习惯的。如古代商朝人就具有明显的经商传统。而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商”的原因。

传说中商朝的先王亥，曾经亲自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有易氏的地盘经商，结果被有易氏杀害，从一个侧面，这段故事正说明商部落首领已经开始参与和控制商品交换的活动了。而当商朝建立后，随着商王朝的势力的逐渐壮大，商王室和奴隶主贵族非但没有停止经商的行为，反而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参与商业活动了。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或交换提供的产品就越来越多了。这时取得了国家权力的商王和奴隶主贵族，也已不像以往的部落首领那样，赶着牛羊亲自参与交换活动了，他们将交易的具体事务交给了奴隶管家，以及诸如“小臣”之类的官员来进行具体负责。

而当时代进入到商朝末期后，商品交易市场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商王朝的统治者在营造宫室的同时，也在其中划出专门的九块区域，作为商品的交易市场，而那位辅助周武王夺取天下的姜太公，在发迹之前就曾经在肉肆、酒肆上做过生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人们对经商的重视和普遍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而当时代进入到周朝之后，统治者在对远在卫国的殷民进行教育时，更是在鼓励他们在专心种植粮食，勤勉地侍奉父辈的同时，不忘牵牛赶车，到远处的地方去从事贸易。

由此而见，到了西周晚期，商业活动已经深植民心，私人工商业也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家的统治者，非但不对工商业的发展进行抑制，反而实行“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利器”的政策，以便坐收物资流通的便利，加快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

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当某一个诸侯国的工商业发展得较快时，其国力确实强盛得要比其他诸侯国更快一些，楚国刚刚搬迁到江汉地区时，其国境内还是大片大片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荒野，而当其国境内的工商业迅速崛起的同时，其国都也就成为了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了。

民族的自我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如何能在这一“外患”的条件下处之泰然，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家能否拥有一套妥善的经营学说。

然而在国家经营这个问题上，所涉及到的是非并不多，涉及到的利害却不少。

属于道德范畴的是非立场易于取得一致，但经济行为中的利益调整，却多不过是社会各阶层的博弈与合作，这种利益的调整本身就决定了冲突与争论在所难免，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始终面临着对诸多的经济学命题的痛苦思考之中。

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硕果仅存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在这样的文化之下，对于政府的迷信与依赖，对于威权的崇拜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至政府，下至民众，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一种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当这种欲望与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时，便会酝酿出一场政府与民众的利益争夺。

相对于政府而言，民众无疑是弱势的，原因就在于在签订社会契约之初，政府已经得到了民众所赋予的权力。于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为了保证能够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一个丰收者的角色，权力就被用度为经济制度，将各个市场、各个行业乃至于整个经济框架，都变成了政府利益的寻租场。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在“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论调中踟蹰难行；于是我们看到，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之间变得异常强大；于是我们看到，国有企业对于山西煤炭企业的收编、山东钢铁对于日照钢铁的强行并购，看到健力宝、华晨这些熟悉名字在“国有”的名义下黯然退场。

当一个政府以强势面目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的时候，无疑意味着民众的悲哀，更是整个国家经济的悲哀，恰如寻租理论创始者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所论述的那样：

〃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