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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上。小说将背景放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年代。那时，地面上已经无法生存，人类只能戴着防毒面具才能上来。在原子能还没有被发现的年代里，福斯特设想不出什么样的巨祸能够给地面带来这样的破坏，干脆便隐去原因不表。完全生活在地下的人们由一个无所不包的机器系统结成一体，没有国家、民族之别。这个背景设置，意味着作者要描写一种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处境，而非只是某国某族的“私事”。人们住在完全一样的个人房间里，“北京和希伯来一样”。在大机器的饲候下，人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通过类似电视电话的装置随意和千万里之外的人打交道，一个人可以认识几千人，但从不面对面交往。生下的孩子都交有机器哺养，亲情淡漠。一本大机器的使用说明书象圣经般摆在每个人的家中。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叫凡许蒂的中年妇女。她的儿子库诺已经成年，生活在另外一个大陆上。两人经常几个月不直接见一面。有一次，库诺通过通讯设备，一定要求直接面见母亲。他告诉母亲，自己曾经上过地面，看到那里有人生活在原始环境里，并且感受到了不依赖机器的自然体验。凡许蒂闻言，斥责孩子大逆不道，只有以大机器为依归才能有文明幸福的生活。几个月后，大机器慢慢停止转动，已经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类无计可施，走向灭亡。

福斯特是标准的文人，对科学技术并不在行。小说里的技术描写只有轮廓缺乏细节。不过这并不重要，“大机器”只是作为科学技术的隐喻出现在小说里。作者生动地描写了人类对机器的依赖。这种依赖已经形成了宗教般的狂热：“他们竭力陈述：‘机器供我们吃、供我们穿、供我们住、通过机器我们得以互相通话、互相见面，有了机器，我们才得以生存，机器是思想的朋友，怀疑的敌人。机器是万能的，永久的，神圣的。’不久，这一训谕就被印在书的扉面，在随后的版本中，这一仪式变成了复杂的赞美和祈求的形式。人们小心地避免提到‘崇拜’这一字眼，从理论上讲，机器仍然是人的创造物和工具，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倒行逆施的人，所有人都把它当作神一样来崇拜……”（同上，49页）

除了这种反讽的形式，作者还通过代表人性挣扎的库诺之口，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正在死去的是我们，这儿唯一真正活着的是机器。人创造了机器来按照我们的意愿办事。但现在我们办不到了，它已经剥夺了我们的空间感觉和触摸感觉，它混淆了每一个人的亲属关系，它使亲情淡漠到仅剩肉欲，它使人们头脑空白，四肢无力。现在它又使我们对它顶礼膜拜。（同上，43页）

与后世反科学思潮代表人物的论述相比，这些观点可能不算深入或者新奇。但考虑到它产生于二十世纪之初，我们仍然要钦佩作者的远见。

反乌托邦作家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科学技术导致了个性、多样性、丰富性的抹杀。这或许是把科学进步与工业化大生产必然结合起来的原因吧。在《美丽的新世界》里，赫胥黎就将两者直接结合在一起，让小说里的人类干脆使用“福特纪元”，将流水线生产的发明人视为新的耶稣基督。和《大机器停止转动》一样，小说里也设置高度科技背景下的“文明社会”和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世界”的对立，也有代表着“原始人性”的人物。双方之间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在这批有巨大影响的反乌托邦作家里，或许只有赫胥黎出生在自然科学世家，小说里对科学技术的描写十分到位，这样也更突出了作品的主题。

在刚刚诞生的苏联，扎米京亚也创作了《我们》。和福斯特一样，不熟悉科技的作者只是粗线条地描写着未来高度发展的技术。但对那种数字化的、高度统一的生活的恐惧感则跃然纸上。科学统治和政治独裁之间的联系是随着扎米亚京一起诞生的，此后，这种联系和反乌托邦的题材就密不可分了。《科幻小说》45页，（法）加泰尼奥，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

站在今人的角度回头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初期的流水线生产似乎并无必然联系，后者更不是前者的必然产物。亨利福特虽然最早享受了这种新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财富，但终因汽车产品样式多年不变，让出了世界第一汽车公司的位置。到了今天，个性化、小批量生产，正在成为许多高科技企业提倡的时尚。不过，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流水线产品的单调整齐还是工业与科技留给世人的主要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一九八四》和《我们》、《美丽的新世界》一起被后人并称为三大反乌托邦名著。但它们的笔锋所指稍有不同。《一九八四》主要批判极权统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