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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史的主线。如果不作更加远久的追溯，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自律性诉求出现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自律性诉求在90年代的文艺学教科书中得以合法化并延续下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12页，陶东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三月出版）

可以说，这场“姓科与姓文”的争论，便是在这个大舞台上演出的小剧目。只不过对于主流文学界来说，更多地是反对将文学作品视为政治宣传工具。而科幻作家们则是不希望科幻小说被当成科学知识的宣传工具，希望挖掘和张扬其自身的美学价值。今天再回顾这段科幻文学“姓科”与“姓文”的争论历史，几乎可以和不久前发生的“历史作品能不能戏说历史”之争论相提并论，成为文学界申张自身主体价值的两个鲜明例证。

这场争论发展到后来，对科幻小说的批判从具体情节、科技原理扩展到思想倾向。叶永烈的《黑影》、金涛的《月光岛》被指责为发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被指责为色情小说。1983年下半年，反击精神污染开始。对科幻小说这个文体本身持反对意见的一些评论家们集中火力，系统地发表批判文章，将科幻小说和“现代派文学”、“人性论”等等，并列为精神污染在文学界的代表。

对于当时的舆论导向，笔者缺乏第一手资料。在此，仅录得泰国《星暹日报》1983年11月29日报道一份。提供读者参考：

“近年来大陆社会上出现的精神污染，有下列表现：电视、电影、戏剧追求完全商品化，为个人和小团体牟利。如很多城镇大量上演旧剧、旧曲、宣扬封建迷信。出版界胡乱编造之风盛行，有些人借写科幻小说之名，行宣传鬼魂、色情之实。侦探、侠义、奇案、秘闻之类低级趣味图书充斥，成为书店的热门货，文艺界受西方现代派思潮影响，创作无主题无意义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一些青年追求腐朽生活方式，嗜好裸女相片、色情录像带和黄色读物。”

当时，新闻出版署下发文件，要求各出版社严格控制“惊险小说”的出版。由于当时一些科幻小说以“惊险科幻小说”的名义出版，出版社出于谨慎心理，不约而同地将限制范围扩大到所有科幻小说。长期以来，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幻小说。有关部门下达了关于专业出版社不得出版文艺书籍的规定，又堵死了科幻小说最主要的出版渠道。（这一禁令今天仍然存在）。

再加上电视和报纸上集中出现的对科幻小说的批判，使得出版界干脆拒绝所有科幻类读物的出版。不仅包括中国本土作家的作品，还包括国外的翻译作品。全国科幻类读物的出版量从一年近百册骤降至零。惟一的专业科幻作家叶永烈迫于压力，应聘于上海作协担任专业作家，以后改创作传记文学。其他业余从事科幻创作的作家们只好离开了这一阵地。中国科幻第二次大潮就此偃旗息鼓。

回顾历史，对于这次科幻浪潮在高峰状态上的骤然跌落，非正常的政治压力是第一因素。以行政手段集中对某一文学门类进行干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极为罕见。

即使在科幻文学最为成熟的美国，科学界对科幻文学界的批评声也从来不绝于耳，但对美国科幻不会造成毁灭性打击。内中原因，就是中国科幻文学在这个时期仍然未能割断与科普阵营这个母亲之间的脐带。

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科普阵营作为母体，曾经给予科幻文学以极大的支持。建国后将近三十年里，主力科幻作家都出自科普阵营。大部分时间里，科幻小说主要发表在科普刊物上，或者由科普出版主出版。科普作家协会下属的科学文艺委员会，迄今为止仍然是科幻作家们惟一的全国性组织。其副主任委员长期由不同时期的主力科幻作家、科幻杂志主编担任，这个惯例至今不变。但这毕竟是扭曲的现实。历史证明，科幻文学和科普创作可以作朋友甚至战友，但不应该成为一家人。

对待任何新生事物都有类似的规律：支持者主要宣传它的理想、潜力。反对者主要攻击它的现实、缺陷。第二次科幻高潮虽然当时影响很大，但持续时间过短，自1977年至1983年，仅仅六七年时间。虽然许多作者在这以前便开始尝试科幻创作，虽然这些作者在此期间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在把握科幻文学创作规律方面有长足进步，但短短的时间毕竟无法造成足够的突破和冲击。而且，被左倾话语环境窒息的涩笔，也要有相当的时间来恢复。这样，当时的科幻小说多套话、官话，想象力不足，模仿痕迹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