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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滋病只限于同性恋，这抑制了研究的进展和疾病危险性的公共教育。在非洲，历来受到西方责备，认为是非洲人“把爱滋病领上了世界舞台”，对于非洲人来说，连年遭受干旱、饥荒、贫困以及许多富裕国家惯常忽略的疾病，而非洲人自己又缺乏资源与之战斗，爱滋病则更是给他们增加了耻辱。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普·莫伊宣称“非洲的爱滋病报告是一种新型的仇恨运动”。早期爱滋病血液测试的一次失误更加激起了非洲人的敏感，那次测试是由西方研究者实施的，它导致了对疾病在非洲大陆严重程度的全面夸大。没有人对错误的发生做出任何道歉。部分是出于骄傲，部分是公开讨论性问题时习惯性的不舒服，部分是为了保护生死攸关的国际贸易关系，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继续默认甚至鼓励在自己的国家忽略爱滋病的存在。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政府对爱滋病的研究也是漫不经心。CDC是一个囊中羞涩的机构，1981年成立到1982年，其研究经费不足100万美元，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官方在1976和1977年花费了900万美元用于研究29名男性死于军团病（一种大叶性肺炎）的原因。加利福尼亚民主党议员亨利·韦克斯曼用不妥协的语言表达了他的看法：

“毫无疑问在我看来，如果疾病出现在挪威血统的美国人或网球运动员之间，而不是同性恋者中间，政府的反应可能是不同的。受害者不是典型的主流美国人。他们主要是来自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同性恋。军团病袭击了一群优越的白人异性爱者，中年的美国军人。受害者的体面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用于研究和治疗的基金远远大于迄今为止用于GRID受害者的数目。社会判断的不是疾病的严重性，而是社会对染病个体的接受程度。”

到了1983年，当爱滋病与滥用静脉注射药物之间的联系已变得十分清楚时，爱滋病研究基金的申请也没有得到通过。4月份，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骄傲地宣布他们已发放了“整整24万美元”用于疾病研究，为当年200万投入总额的一部分。依据大多数美国研究预算的标准，这个数简直不足挂齿。正如劳里·加勒特记录的，“爱滋病是无与伦比的。它触动了使美国人两极分化的神经：性，同性恋，种族，基督徒家庭价值观，毒瘾，以及个人对集体的权利和安全感。”

讳疾忌医的政府

大部分非洲国家都面临爱滋病的威胁，但是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保护他们民族的荣誉，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竟形成了一种“官方倡导忽略或者公然政治撒谎”的风气。地理学家皮特·古尔德将谎言、自欺及其后果进行了归纳。

在肯尼亚，总统将流行病增长的最初四年用于否认HIV的存在……他威胁取消任何报导爱滋病的外国记者的护照并将之驱逐出境，直到1986年才允许发表最无关紧要的“爱滋病标准”，同时命令卫生部少报已知病例，或者宣称那些人中许多不是“肯尼亚人”。就在这时，内罗毕巨大娼妓人口中HIV感染率从17％上升到几乎100％。她们顾客的感染率是多少无人知道。

1988年，津巴布韦的一名陆军准将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他立即将爱滋病死亡人数从380人减少到119人，并禁止引用所有有关爱滋病死亡的案卷。官方以这种方式“阻止”了爱滋病的流行，因为不存在任何官方的有关证据。所有有能力进行测试的血库全部禁止按实际发布HIV感染率，这些是国家机密。

一名工作在爱滋病救护前线的乌干达医生被驱逐出境，原因是他发现并如实报告了在坎帕拉医院做产前护理的妇女中超过30％的人有感染。仅仅到了1990年11月，乌干达总统才允许官方承认避孕套，那时已有100多万乌干达人被感染。许多具有第一手经验的医生估计实际的爱滋病发病率在80％…90％之间。

古尔德说的都是非洲国家的事，其他国家照样存在自欺欺人。在泰国，爱滋病“是外国人的事”。泰国男人很少使用避孕套，而妇女则没有机会要求她们的外国顾客使用避孕套，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性旅行家，从欧洲，美洲，或亚洲其他国家飞到这里来，于是瘟疫便通过空中之桥遍布世界。

爱滋病的末日还远远不可预期。不仅有这么多的科学难题必须解决，而且还存在糟糕的资金问题。在发达国家常用的三重组合疗法，一年的费用至少在1万美元到万美元之间，如果患者还需住院的话费用会更高，这在第三世界贫困国家根本支付不起。

吸毒：波及两亿人的瘟疫

19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