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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其位，要谋其政了。在一阵暂短的狂喜之后，一年来与皇帝赵顼议论“变法”时的那种天马行空、激越壮烈、陆离闪光的宏思巨构纷纷落回到地面，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把握不定的疑团坠在心头，平日始料不及和拆解不清的许多问题，突兀地出现在面前：“变法”宗旨尚未宣示申明，“变法”官吏尚未取集习教，“变法”九项措施的设想尚未完备成法，朝臣中各种各样的异论尚未取得共识，“变法”能仓促驱车奔驰吗？三五年以竟“变法”之功能实现吗……他骤然感觉到自己如同一匹落入车套中的辕马，背负着难以承受的重载，在腰身难以自由转动的狭窄辕木中，望着前面扑朔迷离、坎坷不平的道路，维难维艰！

深夜二更时分了，王安石仍徘徊于室内。

如何稳健少失？如何取才用人？成了他思考的焦点。他的思绪渐渐移到苏轼和司马光的身上，回溯着昔日在与这两个朋友斗才斗智中得到的启迪和教益。

王安石有个极好的习惯，几十年来“日录”不辍，记载着自己经历的重大事件和思维印迹。王安石有着极强的记忆力，几十年来“日录”的大事，张口便能说出发生的年月和大致日期。他吩咐儿子王雱拿出他的《日录》，按照他指定的时日，查找他此刻需要的记载。

王雱按照父亲的吩咐，果然在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的一则“日录”中，找到了父亲与苏轼会晤的一段，并高声读了出来：夜，访苏子瞻。子瞻有语：寒暑之极，至于折胶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使此二极者相寻而押至，则人之死久矣……

王安石在踱步中倾听着，突觉王雱声停语歇，蓦然止步，抬头望着儿子。

王雱急忙说：“下面就是阿爸写的注语：”某与子瞻议论素异，缓急有别也‘。“

苏子瞻“渐变”之论不是没有道理啊！王安石又在踱步中沉思了，道有升降，政有弛张，缓急详略，度宜而已。朝廷现时之状，一切惟务苟且，见患而后虑，见灾而后救，逸豫而无为，侥幸于一时，人们习玩于久安，士大夫多不恤国事。风俗衰坏如此，能一声霹雳而涤荡无遗吗？当弛而张，当缓而急，不谙实情，恃勇而动，能达到“稳健少失”吗？子瞻“寒暑之极”之论，当深思啊……

夫人吴氏，似乎理解了丈夫此刻沉默的心境，对苏轼这段富有哲理的话语，发出了感叹：“苏子瞻果然是语出不凡啊！酷热的夏天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严寒的冬天，严寒的冬天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酷热的夏天；白天不知不觉地变成黑夜，黑夜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白天。这‘不知不觉’四个字，真是道尽了自然造化的奥秘，包含着多少令人仰慕的才智啊！”

王雱却说出了与母亲相左的看法：“苏子瞻‘变革’之策，我看是前后矛盾的。仁宗嘉祐六年，他在《御试制科策》中激越而论：”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此段’动而不息‘之论，何等明快而有力！而这段’寒暑之极‘之论，正如阿爸在《日录》中所注，实为反对’骤变‘之说，近于因循苟且之习。阿爸意欲与苏子瞻联手并肩，只怕是缓急难以相济，寒暑难以共时……“

王安石听着儿子的议论，在踱步中微微摇头：子瞻“变革”之论，貌似前后相左，实为子瞻政见中的“破立”之说。在其嘉祐六年上呈的《策略》中已显端倪：“方今之世，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子瞻高呼“动而不息”之论，乃针对朝廷因循苟且而发，意在“涤荡振刷”以破旧，故愤情激越，与自己同调；其“寒暑之极”之论，乃为“卓然有所立”而发，意在渐进以立新，故缓急与自己相异。急缓真的难以相济？寒暑真的难以共时吗？播种的春天，收获的秋天，不就是寒暑相融的季节吗？他没有责怪儿子，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抬头吩咐王雱，从《日录》上查找他需要的另一则记载。

王雱很快翻到去年十月的一则，找到了父亲所记司马光与皇帝的一段答对。

是日，在迩英殿，帝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君实言：富民之本在于得人。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