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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儿，告诉马东，王组长同意见面。马东让他在周边安排一个高档一点的地方，私密一些，方便说话。很快一切安排妥当。

晚上八点，王组长准时赴约，香港方面的律师安排的是一家离警局稍微有些距离的高档茶楼，马东他们对香港的消费场合并不清楚，但辛明宇告诉马东，这个地方消费很高，普通的警察，甚至王组长这个级别的中级警官自己是不会轻易来的，通常都是商人商务宴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比较个性化，老板对媒体记者等一律拒绝入内，本身虽然地处中环闹市区，但入口并不朝向马路，因此很受有私密事务商谈人士的欢迎。王组长肯定是知道这个地方的，来这里应该比较放松。

在包间里大家又重新见面了，王组长还带来了一位同事，竟然就是下午那位拿档案的制服女警，大家下午看走眼了，这位女警的年龄已经不小了，级别也不低了，而且就是王组长的妻子，原来也是重案组的刑警，结婚之后才调离到法务处。由于下午已经见过面了，大家也算熟悉了，寒暄着落座，水灵和唐娜恭维着女警官的驻颜有术，马东则感慨着刑警总是内部解决婚姻问题，这样一来很快大家就拉近了距离，毕竟香港也是中国，中国人的思想交流方式永远是大同小异的。人情永远是重要的，再加上几杯酒落肚，交流就顺畅得多了。

这位王组长也是个直性子的人，喝了几杯，没有用马东多问，直接就把话题转到下午的案子上来了，他告诉马东，“兄弟，我和你说，这个案子看起来不复杂，但牵涉的人物背景很深，亿万富翁的死亡媒体肯定非常关注，而且给我们的时间和调查的空间非常小，我们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上司也很紧张，要求我们必须精益求精，每一步都要有确凿的证据，而且还给了时间表，你是干刑警的，应该理解在这种条件下办案的难处。下午咱们也交流过了，我可以拍胸脯说所有给你看的资料都是过硬的，拿到法庭上没问题，但结论我可不敢说，至少我不完全认可，我不是否定这个结论，而是觉得还要坐实才行。但恐怕我是无能为力，他们法务处已经要我们移交此案了，我老婆在那边负责审查重案组移交的文件，尽管也提出了异议，但上司的压力很大，我们也没办法，关键是我们找不出其他可以推翻或怀疑这个结论的有力证据，所以也没办法。现在你们要独立调查，想来不会像我们这样受各种因素约束和媒体的监视，恐怕会好一些。这也是我今天肯来见你们的原因，通常我不会接受这种场合的，我内心里希望你们继续调查。我也想彻底搞清楚这件事。”

听到王组长这么坦率的开场白，马东赶紧再敬一杯酒表示感谢，接着他也说了自己的看法，“非常感谢老哥您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受人之托，平人之事，这是工作，另一方面，死者是我们这里平先生的好朋友，我们有义务查清楚，这是朋友的义。有您的支持我们就更有信心了。下午咱们交流的时候，我感觉在那个场合下，您似乎有些话没说出来，不知道您现在在这里指点一下如何？”

“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下午给你们看的，和我所说的话我都可以负责，但我没说不等于我没想法，咱们今天晚上在这可以聊一聊，但这都是个人感觉，没法作为证据拿到法庭上，可以给你们做参考。”

“您这老干探的看法肯定有料，您就多赐教吧”，李博也学着广东人的叫法恭维着。

“好，那我就说一下了，首先啊，我个人对现场mary的口供还是有一些看法的，，尽管有各种客观原因，例如喝了酒，不舒服，还是女性受了很大的惊吓让她的口供容易被质疑，但我很认可她的口供，特别是有几点细节有待澄清，她的供述中说到当对面的人过来的时候，她只看到了一团黑影，甚至没意识到遇到了危险，至于刀子是后来才看到的，那时候杨朝阳已经被枪击倒地了，刀子掉在了地上，杨朝阳冲过来的时候朝着他们喊着什么，而当李文瑞掏出枪来之后，杨朝阳似乎停了一下，接着又大声喊了一句什么，之后李文瑞就开枪了，她说李文瑞没有发出警告，可在李文瑞的供述中说自己喊了让对方停下不要动之类的话。这是矛盾的一点，另外就是她在现场看到在杨朝阳冲过来的方向后方大约二十米左右有一条走廊，她似乎看到那里有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但枪响之后瞬间就不见了，她开始时一再肯定，可后来被追问细节实在说不清，我们出于责任问题，把当天在附近可能出现的执勤警察都查了一遍，绝对没人在那个时间出现，所以她的这个表述是不能放到桌面上作为证据的，警方绝对不想惹麻烦，但我个人觉得这条线索也许值得追查。说到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对李文瑞口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