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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外臣，诽谤朝廷大员的时候，他自己就没有想过朝廷的体面二字吗？”皇帝冷笑一声，说，“陈孚恩交刑部，三法司会审。至于薛福尘嘛？”

在这一个沉吟的片刻，曾国藩再一次进言：“皇上，薛福尘为人买参，原是言官之羞。只是，沈大人所言甚是，若是因此造成言官纷纷噤若寒蝉，非朝廷之福啊。还请皇上法外施仁，恕过他这一回吧？”

“不行。”皇帝的态度很坚决，语气却不像刚才那么严厉了：“朕知道，御史衙门乃是有名的清苦之地，其中更有那正派的御史，忧心天下，硁硁自守，不要说穷，死也不怕！那种风骨，就是朕也不能不敬惮；还有一种就是薛福尘这般的御史，只要给钱，唯命所从，称为买参。朕身居九重，也尚有耳闻，何况百姓小民？”

皇帝长长的吸了口气：“朕真的很奇怪：这些人同样是每年拿着国家大笔的俸款，何以却有如此的贤与不孝之别？”

“自古以来君子小人并存于世便是不变之理，皇上也不必为这样的人生气了。”

“生气？凭他也配？”皇帝明亮的眼神的眯缝着：“薛福尘之事先放一放，等花沙纳出闱之后再说吧。这段时间，沈淮？”

“臣在！”

“你督促他在家读书，让他也学习一下什么叫小人，什么叫君子！”

“是！臣一定用心办差。”

皇帝为他的说话逗笑了，嘴唇翘起，又立刻收敛：“陈孚恩一事，着周祖培暨三法司相关人等会同审问，具折陈奏。”

“是！”

第19节　科场趣事（2）

从连三元老店出来，向左一转就是贡院。站在路口望过去，但见人头攒动，人声如沸。五开间的大门，竖着三方直匾，中间是‘天开文运’四个泥金大字；东西两方题的是‘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进了大门是二门；二门之内，便是龙门，送考的人到此止步了。

有清以来，考试的时间确定很是费了周章，顺治时期是在二月，如有恩科，再临时确定时间。到了雍正五年和乾隆二年，因为有闰月的缘故，二月只相当于往年的一月（也就是正月）的天气，北京城中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举子进贡院之前还要照例搜检——以防作弊，便更加的苦楚难当。便临时改为三月举行。

到了乾隆九年，又有上谕明发全国：“明年二月会试，天气尚未和暖，且各省皆需复试，士子到京未免稍迟，着改期于三月举行。”从此以后，在三月举行会试（不论正科还是恩科）就成为永例。具体的时间是从三月初九第一场，三月十二第二场，三月十五第三场（具体的后面会写到）。

入院的时间也有规定，大约是卯正点名开始入场（也就是现在的早上六点钟左右），但是实际上来自全国的举子总数在七千人上下，每一个都要被仔细的搜检一番，全部进院完毕，总要在黄昏时分。是以一整天的时间，贡院前的大街上一片乱糟糟的景象，比之赶庙会也不遑多让。

尽管崇实力劝众人从容，他自己的模样也装得很从容，可是神色和行动，总有些心思不属，颠三倒四似的。别人也不敢笑他，读书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十年寒窗，所争的就是这一场，且紧忙自己的正经去。把考篮放在腿边，由号军认真的检查过——清朝考试制度相当严格，便是一张两面全白的草稿纸也不允许带入贡院——撩起衣服，经过照例的搜检，崇实、谢增便与徐桐，储德灿分路了。

崇实他们两个的号舍在东面，是有名的龙字号——龙字号的出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乾隆九年，高宗临幸贡院，看到举子们在那一间站起来挺不直腰，躺下去伸不直脚的号舍中，“代圣人立言”的苦况，大为感动，御制七律四章，刻碑树立于贡院正厅的至公堂中。诗中有词臣歌颂，说是“添得青袍多少泪，言孔言孟大是难”，其中的的“名句”是：“从今不薄读书人”，“百年雨露万年心”。

还有一个原因是，龙字三号有一株古槐，婉蜒而西，夭矫如龙，横过市道，盖覆于西面的号舍。这株古槐名为文昌槐，据说有关文运：如果乡会试的年分，枝叶茂盛，得士必多。又说：闱中举子如果有病，在文昌槐前虔诚祷告，摘槐角煎汤服下，立刻痊愈，灵验非常。两个年轻人经过那里时，真就看到两个面有病容的人在那里焚香默祷。

谢增还好，是十八号，崇实就没有那么好的运道：他分到的是六十二号——号舍七十间相连，最后一间是被称为‘屎号’的厕所，距离近在咫尺，闻着这让人作呕的气味，简直什么心思也都给熏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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