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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邮寄。

参加国防生产的公司都紧张起来。有一家公司为了保管政府交托的机密文件，花了三百万元买许多新保险箱。各大学既要对国家忠诚，又要保持学术自由，真是左右为难。立法机关一个接着一个要求教师们进行忠诚宣誓，其中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有一万一千人。洛衫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把拒绝宣誓的教授解聘了一百五十七名。各地教师的忠诚宣誓则由学校董事会主席、教师协会主席和警察局长主持履行。在许多地方，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军官们还研究各校教材，看看有无鼓动颠覆活动的内容。

如果还有什么职业比之教育界还更难堪的话，那就是娱乐业了。在纽约，有三个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在美国电台艺术家联合会的坚决反共分子的怂恿下，出版了一本名为《反击》的小册子，把国会各个委员会档案里有过名字的一百五十一名演员、导演和作家都列出来。这本小册子在各广播公司的经理中传开，要求他们把榜上有名的人解雇，并在雇用新人时，先将名字进行核对。接着这三个人又出版了《红色渠道》，这是一本更厚的有可疑亲友或“关系”的演员和播音员的人名录。娱乐业被弄得胆战心惊。《反击》就曾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成是“共产党最满意的广播公司”，副总经理们只好都把《红色渠道》保存在写字台下面的抽屉里，以备应用。在麦迪逊大道和整个好莱坞，人们都把该书称为“黑名单”。

黑名单后来连续十年都成为娱乐业的一个特点。经理们靠舆论吃饭，它就成为威胁他们的赤裸裸的讹诈手段。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个“猜疑的年代”的一些触目惊心的现象，现在已经淡忘了，但是那些在威胁下屈服的公司经理们却是无可原谅的。他们往往都知道，一个明星之所以列入黑名单，只是因为他的竞争者嫉妒。而在低工资那一阶层中，他们又以“不忠诚”或“嫌疑分子”这样的荒谬罪名，轻率地把一些布景工人和化装人员解雇。要是有个经理能挺起腰杆来，那些反击者的阴谋诡计就会破产。但没人能挺起腰杆来。

琼·米尔的事件就是典型的。前一天，她还是全国广播公司最受人欢迎的连播节目《奥尔德里奇一家》中的女主角。而第二天，她的名字就被列入《红色渠道》里去。到了当天下午，公司便撕毁她的合同，把她赶了出来。全国广播公司向新闻界的解释，使这个本来已是堕落的时代更加堕落。而且先例既开，其他公司接着也就效尤。广播公司发言人圆滑地说，当然，米尔小姐并不是共产党。她对国家是忠诚的，而且一贯如此。不幸的是，她引起一些不同意见。而这些意见总会使出广告费的公司害怕，使公众骚动，而对演出是会有所损害的。简言之，她所以被解雇，是因为有人造她的谣。从那时起，“有不同意见”就几乎是“不忠诚”的同义词——而且同样能毁灭一个人的前途。最后大多数人不再为黑名单辩护了。但是如果有人要打不平而提出问题，几乎旁边总会有人摇摇头令人生气地说，“无风不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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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是他说的不错，起浪的原因确是有风。这并不是说多萝西·贝利和琼·米尔和这有什么关系。她们是无辜被害者，是无知和恐惧的牺牲品，就象1692年塞勒姆村的“女巫”一样【塞勒姆村在马萨诸塞州，当年约有三十二人受宗教迫害。——译者】。但是，令人寒心的是真正的间谍已把真正的秘密弄走。斯大林一有了原子弹，很少人还会认为和平还有希望。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就不会。而俄国科学家制造第一颗核武器这样快，几乎完全是由于苏联副领事阿纳托利·A·雅科夫列夫从纽约至洛斯阿拉莫斯布下的巧妙的谍报网。

如果在渥太华的古津科没有叛变，雅科夫列夫的组织是决不会暴露的。即使已经暴露，解开这个盘根错节也还化了四年时间，而且要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伦敦的苏格兰场和联邦调查局联合进行。富克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在哈威尔市和伦敦市向苏格兰场督察的招供，暴露了纽约市的哈里·戈尔德。当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们在戈尔德的住所找到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说明他和富克斯和格林格拉斯会面时的行车路线，戈尔德就再无法否认了。朱利叶斯·罗森堡从《纽约先驱论坛报》中知道戈尔德已被逮捕，他就带着报纸去找鲁思·格林格拉斯。他说，她和戴维必须立即离开美国；戴维可能牵连到全帮人，连他的亲姊姊埃塞尔·罗森堡也在内。鲁思说，“我们哪里也不能去，我们的婴孩生下才只有十天呢！”罗森堡说，“你的婴孩不会死的。每天都有婴儿在海上和火车里诞生。我的医生说要是你带够罐头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