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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心中郁结，看儿子也觉得不顺眼起来：“你总算是小有微才，上一年在省内得中，怎么，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吗？”

翁心存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同书，道光二十年选庶吉士，一年散馆，任职安徽太广道；次子音保，早殇；三子同爵，出肆；四子就是同龢，字叔平，为人聪颖有才，道光二十九的时候，经考试成为拔贡。

拔贡是科考年代一种非常特殊和巨大的荣耀，每逢‘酉年’选拔一次，是在科考之后，由各省学政选拔，共分为两场，即日交卷。第一场考试四书文两篇，经文一首；第二场试论一篇，策题一道，判一条，五言八韵诗一首。较之乡试仅仅考试四书文，五经文，及试贴诗更为繁重。而且除却文字之外，犹重书法，此一节又与殿试无异。

因为这些的因素，所以‘拔贡’比之会试、殿试伦元还要来得名贵。都说是三年出一个状元，而十二年才出一个拔贡。此言虽是玩笑之语，但是有不通的翰林，却无不通的拔贡确是实情。而翁同龢就是这样的一个拔贡。

拔贡也算正途出身，等到京中复试完毕，一、二等授职七品小京官或者知县之职。不过翰林院毕竟是储才之所，除非年龄很大，急于出仕，否则的话仍会赴闱，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不过翁同龢从家乡赶到北京，却不是为参加闱试（这里介绍一下。翁同龢的拔贡是在江苏省获得，虽然这也算是正途出身，但是获得这项荣誉的学子仍旧只是秀才功名），而是为了探望父亲。

到了京中，一面在父亲的教诲下读书，一边课侄读书。他有三个侄子，都是大哥翁同书之子，长子叫曾文，字绂卿，比他这个四叔只小几岁，从小一起在书房读书，名为叔侄，实际便如兄弟一般；老二叫曾源，字仲渊，从小有癫痫之症，不过幼承庭训，也是诗画全才；还有一个是老三，叫曾桂，年纪还很小，暂时不必说。

翁同龢居家无事，每天读书之外，就是拜访同乡、好友。今天出门是去携妻子探望岳父汤修去了。汤修是浙江萧山人，以白身立世，没有任何的功名。不过他的父亲却是很有名：嘉庆四年的翰林，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现在已经致仕的汤金钊。

汤金钊是道光二年的会试座师之一——翁心存就是这一科的进士之一——等于是翁心存的老师，按照这样的关系计算起来的话，翁心存和汤修也有着兄弟之谊，以此渊源，汤翁两家联姻，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翁同龢进门就挨了老父劈头的一顿训斥，心中不明所以，呆呆的站在那里，看老人的火气消退了一点，这才说道：“父亲，有客到了。”

“哦？是谁啊？”

“英和公。”

翁心存赶忙站了起来：“怎么不早说？”几步迎到堂口，果然，孙瑞珍正从轿子中钻出身来，还穿着一身官服，向对方拱手示意：“铭公，来得鲁莽，还请原宥则个啊。”

“哪里，哪里！”翁心存立刻笑逐颜开的一拱手：“请，英公请堂上叙话。”又赶忙吩咐听差：“去，把孙大人的衣包取来。”

孙瑞珍是山东济宁人，在嘉道年间，可称得上是北方豪门士族第一大家，孙瑞珍不提，他的父亲孙玉庭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的侄子孙毓溎是道光二十四年的状元，也可谓是一门尽簪缨！响当当的诗书传家。

孙瑞珍和翁心存一朝为官，又同是尚书，彼此的关系走得相当的近，这一次孙瑞珍贸然过府，自然也是有事而来。

换过便装，翁心存命人在西屋准备烟盘——孙瑞珍有烟瘾，总要吸饱了才能够打开话题，他自己虽然没有这样的癖好，但是两个人能够并头隔着荧荧一火说话，交情也就更有不同。

掀开西屋的门帘，就看见红木炕床上。摆着一副烟盘，一个长辫子，水蛇腰的丫头刚点起一盏明晃晃的太谷灯：“请！”翁心存指着炕床上首说。

孙瑞珍也不客气，在丫鬟的服侍下脱下靴子，躺倒上首：“铭公，您也来陪我躺一躺。”

翁心存含笑点头，在下首躺了下去。那个俏伶伶的丫头，马上走过来捧住他的脚，脱下靴子，拉一张方凳把他的双足搁好，接着拿床毯子为他围住下半身。

另有个丫头已经端来了四个小小的果碟子，两把极精致的小茶壶。在烟盘上放好，随即使坐在小凳子上打烟。装好一筒黄、松、高的烟泡，把那支镶翠的象牙烟枪往孙瑞珍唇边送了过来。

孙瑞珍当仁不让，一口气把烟抽完，拿起滚烫的茶壶喝了一口，再拈一粒松子糖塞在嘴里，然后慢慢从鼻孔喷着烟，闭上眼睛，显得飘飘欲仙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