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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仅指对文字、韵律、典故的熟习以求能技巧地应用,如此便只落入黄庭坚的主张而已。读书之为用,根据严羽的说法,可以说是一种认识,认识到那些直接占有我们,使我们感应如亲临的诗必是不障不碍的,如镜中之象,玲珑透彻,不为陈腔或硬语所碍。此理从何认知?从读书来。从阅读里,我们得知心象的最有效的表现是直接地、自由地直透文字里,不为前人的惯语陈法所牵制。我们不应仅以储藏字词、语汇、典故为创作之途,以为可以征召它们在纸上作魔法的演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庭坚基本上是一个着意、刻意用心创作的诗人,努力设法把斧凿痕迹藏起来;而严羽的理想诗人,却是不着意而能自发的诗人,在表现中自然赋予秩序而不必历由知性的刻意用心。下面的引文即可证明此点: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第137页)
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浑然一体,最好的诗应该看不到人为的痕迹,语词矫辩的痕迹。汉魏之诗所以臻于此境者,乃因他们并非在形式上、语词上作矫奇的老练。“形式”与“格律”之臻于矫奇老练(sophistication),见于南朝。唐朝的某些诗人有见于此,即努力回归于质朴不矫的阶段,然而,他们已无法完全挣脱前人给予他们的枷锁。只有少数的诗人能成功地重臻汉魏的不障不碍的表现,李白即为如此的一位天才。“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一味妙悟而已。”(第10页)孟襄阳妙悟到诗之理在无碍之语言形式,比起韩愈其诗在“形式”上比较少“矫奇老练”,语言上比较少造作,比较近于汉魏诗,故优于韩愈。严羽进一步说:“汉魏尚矣,不假悟也”。(第10页)那是因为汉魏诗是直接的完全表现,甚至意识不到直觉活动的本身。理想的诗是归真的诗,也就是超脱“矫奇老练”的诗,好比说在心中盛放生成之象便已是完整无缺的诗。“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第10页)透彻之悟之成为诗人必须重认之途径,乃由于诗形式格律之陷于矫奇老练。透彻之悟乃是回归与重新学习汉魏诗的朴真的途径。这解释了为何严羽在批评当代诗人之际,如此地关心知性的消解。在《诗话》中的“诗法”部分,他提出了许多似非而是的法则,诸如:“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第106页);“押韵不必有出处,用字不必拘来历”(第107页);“最忌骨董,最忌趁贴”(第112页),“须参活句,勿参死句”(第116页)等。诗人彻首彻尾的诗则乃是心思的独立,乃是解脱所有加诸其身的“形式”上的“矫奇老练”;如此,及其“透彻”之际,乃能“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第121页)我们于此应识别严羽的“参活句”与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在前者,形式的矫奇老练被否定,在后者,形式的老练往往是其用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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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与宋人诗论(5)
严羽的去老练以免于知性及文字之障,以达于无碍之表现的说法,使我们立刻想到苏东坡经由虚静之心以观纳宇宙万物的理论。我们是否可以说:严羽妙悟之说是对苏轼的理论的重新肯定?然而,我们很难建立两者的直接影响关系;在《沧浪诗话》里,苏东坡是被贬的。(参见第24页)
严羽似乎经由一特殊途径而达到此诗观。陈世骧先生在《中国诗学与禅学》(“Chinese Poetics and Zenism”)一文中,认为禅之用于读诗,到严羽为高潮,是对新儒学把宇宙之神秘理性化的一反动。见Oriens; vol; 10; ; 1957; p�131—139。从大体上看陈氏的看法是对的;然而,严羽的禅悟之说却似来自新儒。其间关键见于严羽与包恢(1182—1168)二人用语之雷同。包恢在《答傅当可论诗》谓:
但尝得于所闻,大概以为诗家者流,以汪洋澹泊为高,其体有似造化之未发者,有似造化之已发者,而皆归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所谓造化之未发者,则冲漠有际,宴会无迹,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执著,曾不可得……所谓造化之已发者,真景见前,生意呈露,浑然天成……然此惟天才生知,不假作为,可以与此,其余皆须以学而入。学则须习,恐未易径造也。所以前辈尝有“学诗浑似学参禅”之语。彼参禅固有顿悟,亦须有渐修得始得。顿悟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体已成;渐修如长养成人,岁久而志气方立。见包恢《敝帚稿略二》。请参郭著批评史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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