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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

现在不宜争辩以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

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

配合起来。

林育英还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各国共产党

的内部事务，概由其中央自行解决，共产国际只在政策上予以指导。根据这个决定，他认为

中共内部争执和中央领导问题，应有我们自己设法解决。因此，他提出了上面的建议。他热

诚的希望双方就这个问题表现出独立解决的能力。

陕北方面曾由张闻天具名来电，表示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议，我也复电表示赞成。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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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电文中说：我们现在既然要联合一切力量抗日，内部团结自属首要，决不能对外讲联合，对

内部专讲斗争，忽略了党内民主。林育英再三来电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志们，都十分敬佩

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现在又能解决内部歧见，他极感兴奋。从此，我们与陕北同志正式决

定以林育英同志为联络人，双方各自展开新政策活动，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

解决一切。

林育英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转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

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

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需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

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

林育英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作用。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

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

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

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

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处，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

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换句话说，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便

成了“联张反蒋抗日政策”。

当时我们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实力派。我们曾多方设法，经过康定，

向四川和云南一带的军人活动，要求他们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我们的努力，不是落空，

便是毫无反应。反之，陕北方面，却找着了一个军事巨头张学良。这种事态的发展，使我自

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

一九三六年一月间陕北同志们来电，报告他们在上年底与张学良部作战，曾俘获张部团

长万毅，他们待之如上宾，并根据新政策，向他痛陈联合抗日的重要。最后他被感动了，誓

言回到西安，恳求张少帅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如今万毅已被释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结果。

奇迹果然出现了。万毅的活动打破了他们各方奔走迄无头绪的沉闷局面。过了一些时候，

陕北来电，谓已接到万毅的信，说明张学良经他的苦谏，已答允考虑停止剿共，要求陕北从

速派人到西安去与张学良接洽。现陕北代表④已秘密前往了。

我们复电赞成这种做法，但也指出应设法多方联络，对张学良左右的不少复杂分子如亲

日派等，应特别警惕。我们并重复向他们提供了我们以往与杨虎城有过的关系、居间拉拢的

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报。陕北后来几次来电，都说明与张学良接洽的情形。他们

主要指出，张学良确有进步，真诚抗日，张的部下分新旧两派，旧派保守，不愿抗日，其中

甚至有人与日本勾结；新派（万毅即其中之一）对抗日极具热忱。张与日本有杀父之仇，又

受蒋压迫，现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