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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前人没有发现、没有说过的，那就是最新研究成果。学报刊登您老的大作，就是向莘莘学子介绍最新的科研方向，从而让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有所提升，激发他们整理研究甲骨、乃至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兴趣。比如《史记》中有《殷本纪》，现在我们有了殷商的文字材料，两下对照，看看《史记》究竟说得对不对？对了多少？怎么错的？……这样的科学研究，不是很有价值、很有必要么？；

“我国的文化，有数千年历史，由大批杰出的仁人志士和无数优秀的人民大众熔铸而成，形成一个最具特色的社会价值体系。无论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也难以与之匹敌。尤其在个人的素质教育和品德修养方面，更是有很多独到之处。

“近数十年来，坚船利炮挟带着欧风美雨，席卷而来。一些守旧陈腐之人，把西洋的科学技术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固执地认为我中华文化是世界最完美、最先进的。这固然不对。另一些有为之士，在效法西方、匡救时弊的同时，则对于我国固有的文化不屑一顾、嗤之以鼻，乃至全盘否定。我认为，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更不对。

“中华文化，固然是非常优秀。但不是没有缺点，除了在科技发明方面落后西方多多，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学科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方面，还是有很多缺憾。我们现在提出‘人文社会科学’这个理念，就是号召广大文科学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欧美学界的学术成果为参考对象，科学地整理研究我国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构建起一套中国话语的学科体系。而不是机械地套用西方的理论，遗忘本国、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实际情况。”

说话的时候，孙元起不由想起从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历史课本中充满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马氏术语。而今听了这些大学者讲述中国历史，才发现我们民族的过去，是有血有肉、鲜活动人的，有悲壮也有精美，更多时候是农耕士读的和平年代，而不是课本上所说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更不是只有做稳奴隶和做不稳奴隶两种情况。

崔述在一厢说道：“敝人读了杨惺老主编的《历史地理学教科书》，也深有同感。这历史地理学，自《禹贡》、《山海经》以来，就是显学，比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方舆胜览》、《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皆是其中荦荦大者。然长期以来，一直在史部中作为一类而存在，从没有人想到这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而且里面还有这么多道理。读完之后，觉得耳目一新。”

“以前的学者治学，都各有门径。用湖南的俗话说，叫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刀路。”皮锡瑞接过话，“究竟怎么治？治什么？不过是凭自己的兴趣。普通学者朝秦暮楚，总是失之浮泛，不能深入。惺老的两个弟子在编好《历史地理学教科书》之后，都有所悟。那熊会贞专注于河道变革，卢弼则用心于秦汉魏晋政区，不过一年时间，就时有新见。惺老大喜过望，见面总说这学校果然是来对了。”

一时间，大家都陷入沉思。

这些学者，对于学术研究都大有造诣，只是常常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写诗文、练书法、背经书、读历史、玩古董，样样都来，很少能把全力集中用于某一个问题上的。拿这屋里最年轻的王国维来说，研究领域就涉及到叔本华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红楼梦》研究、词学、戏曲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简牍学、甲骨学、金石学等等。何况其他人？

刚才的对话，对大家的治学方法，都是一番很大的冲击。少不了也要思忖：到底自己兴趣在哪里？喜欢的是什么学问？这个学问是个什么样子？所谓的“科学地整理研究”，应该怎么去做？

过了半晌，张元济才轻声地问道：“叔言先生，你觉得这学报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历史内，张元济没有投身出版界。而罗振玉数年前就在上海组织农学社，开办农报馆，出版杂志，可谓经验丰富。故而张元济向他询问。

罗振玉摸摸嘴唇上的胡髭：“却要先请教百熙校长！”；

毫无疑问，自己是所有人中见过学报最多的。孙元起也不推让，应声答道：“首先，我们要组建一个学报编辑部，里面分为文、理两部分，负责各类稿件的审查。理科的负责人，敝人毛遂自荐。至于文科的负责人，还请大家商量着选出一位。”

大家都笑道：“那自然是叔言先生，毕竟是行家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