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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他每日奋笔疾书，经常是一天写五千多字。——这么说来，和如今的小说写手非常类似。报纸出版后，市场反应非常良好，立即引起了抢购热潮，发行万余份还不能满足需求，社会上更是盗印成风。

每日的劳累，在给梁启超带来成功的愉悦外，也给他增添了新的苦楚，那就是他的理想和思想：

我们现在说到梁启超，除了说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外，就该说他是国学大师了，而且他的学术成就也得到了后世的肯定。然而在20世纪的前二十年中，他一直非常热衷于政治，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办报、演讲、筹款、组党，一度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务总长。而此时他正好虚岁三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而立之年却漂泊海外，以办报为业，无疑背离他远大的政治理想。这是让他非常苦痛的。

在办报写文章的过程中，梁启超大量阅读西方著作，思想逐渐发生改变，与老师康有为的尊孔保皇开始出现分歧。梁启超是典型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遥想当年，17岁就中举的梁启超到万木草堂拜会康有为，认为老康确实有两把刷子，便拜那时还不过是个秀才的康有为做老师。现在依然秉性不改，接连写了《释革》、《新民说·论进步》等文章，鼓吹革命破坏；又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恩师的保教主张。这让康有为大为恼火，除了写《复美洲华侨论中国之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封很长的信，专门讨论革命自立问题，驳斥弟子大逆不道的言论而外，甚至以“断绝”、“决裂”来威胁梁启超，来信有“大病危在旦夕”之类的言语，让尊师重道的梁启超惶恐不安。

“哦。”梁启超没有着急签收电报，而是拿起桌上的文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圈改了几个字，递给马君武，“这是为本期报纸写的文章，你看一看，没问题的话，就拿去赶紧排吧！”；

马君武接过稿纸，名字却是《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便一目十行地读了下去，读到最后，不觉大声朗诵：

歌白尼地圆之学说出，而新世界始开；倍根、笛卡儿格物穷理之哲学出，而数千年来学界之奴性靡有孑遗，全欧思想之自由骤以发达。日本之福泽谕吉，当明治维新以前，以独力创一学校，名曰庆应义塾，创一报馆，名曰《时事新报》；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苟无此人，则世界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我堂堂中华，有数万万之同胞，英俊辈出。当此国危民困之时，岂无一二人如此辈乎？

今吾闻诸泰西人，曰我中华有一学者名孙元起，特精通于格物致知之学，首言构成物质之粒子结构形状，又言光具波纹、微粒之二相，皆破泰西人成说，而为实验所证实。故彼辈咸稽首拜服，以为其乃继创重学制奈顿后之第一人也！繇是可知，我中华故不乏具大智慧、大魄力之学者，惟少为人所发见耳。假以时日，中华必有能左右国家者。而能左右国家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吾以心香，祷之颂之。苟见其人，吾虽老迈，必尊之爱之、从之师之，亦愿吾国吾民尊之爱之、从之师之。

“好！好！读了任公的文章，让人仿佛看到中华复兴之曙光！”马君武拍着稿纸，大声说道，“我马上拿到前头，让大家也读读！”

看马君武走远，梁启超这才唤过报童：“让你久等，真是失礼。来，现在我就签收。”

报童急忙递过电报。梁启超签了字，随着凭条递过来的还有一角钱：“这么热的天还麻烦你，这算是请您喝茶的。”

“谢谢社长先生！”报童欢天喜地地接过钱，恭敬地鞠完躬，才蹦跳着离开。

梁启超裁开信封，上面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孙元起乘皇后号23日抵横滨，祈代买次日赴天津船票10张，款随后汇上。大谢！菊生。”

五十、息羽垂头合让君

9月23日上午十时许，皇后号远洋客轮稳稳地停靠在日本横滨的码头。在轮船上呆了十多天，终于到达目的地，客人们欢天喜地。

孙元起随着人群走下客轮，便想寻人把行李从船舱中取出。心里还有些纠结：张元济发电报来，说是已委托《新民丛报》社长代买回国的船票，可是这一行人都不懂日语，人生地不熟的，如何去寻那《新民丛报》社？怕是免不了一番啰嗦。

码头上好多接人亲友的人，日语、英语连成一片。见了孙